對於國債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經濟學家一直存在着爭論。前一段時間，中國降槓桿，就是對此的一種反應。無論是整體的經濟債務比例，還是政府債務及地方政府的債務，都受到學界和政界的高度關注。不少人談論債務的合適與否，都用到債務對GDP的比例這個指標。但也有學者指出，這個指標是不恰當的，因為GDP是一個流量的概念，而債務量是一個存量的概念。近期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耶倫，也是原來的美聯儲主席，針對美國的國債負擔，發表了頗具新意的觀點。
據路透報道，在美國財政部長的任命聽證會上，耶倫表示在當前時點，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之際，美國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來一場大行動（act big）。這樣做無疑利大於弊。耶倫告訴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成員，忘記借了多少錢，將注意力集中在支付的債券利息及發債所產生的回報上。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的未來經濟潛力可以支撐今天更多的借貸，使大約26.9萬億美元的債務看起來不那麼令人畏懼。耶倫認為債務總額的確在增加，但需要支付的國債利息佔GDP的比重，並不比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高。
美國政府現在每年支付的國債利息接近6000億美元，但自1990年代以來，全球歷史性的低利率，使得國債利息佔GDP的比例大體保持穩定。路透統計的數據顯示，自1990年以來，美國債務佔GDP的比重一直在逐步走高，但由於利率持續走低，國債利息佔GDP的比例已經創至少三十年來的新低。
其實這個觀點可以更進一步延伸：因為歐洲的主要國家國債利率都已經是零，甚至於負利率。那麼按照上述觀點，合理的國債規模應該趨向於無窮大。因為負利率意味着，現在的任何規模的負債在未來足夠長的時間內都會消失。這不是一個毫無束縛舉債的好時機嗎？怪不得現在的發達國家政府推出一個又一個的疫情補貼計劃，放水程度遠超歷史高位。
關鍵在於經濟增長
那麼這種觀點有什麼問題嗎？任何的觀點的正確與否都是建立在其基本假設基礎上的。假設負利率的前提不變，當然負債的規模不再是一個問題，多多益善。但是負利率的前提不會隨着你的負債規模而變化嗎？從學術一點的角度說：利率是一個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當負債規模因為負利率而趨向於增加時，金融市場會對你是否能夠還本產生足夠的疑問。而與此同時，金融市場的競爭無處不在，資金會不斷尋找新的投資渠道，盡量避開負利率。這就意味着，存在一個未來的時間拐點，負利率不再持續，或者說：利率由負轉正。一旦越過這個時間點。那麼這個龐大的負債就會成為該經濟體的負擔，阻止它進一步融資和增長。
那麼這個時間點的遠近取決於什麼因素呢？還是在於實體經濟的好壞。現在歐洲的經濟情況是最差的（在東亞北美和西歐三者之間對比的話），但是歐洲國家的國債居然出現了負利率，這說明在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個悖論：資金喜歡上了一個最差的經濟體。為什麼呢？無非是短期的流動障礙。比如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好，但是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並未向世界敞開，那麼趨利的資金難以向中國流動，被阻礙在了中國市場的大門以外。假設未來的趨勢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目前的增長態勢，那麼和歐洲的差距會越來越小（從人均GDP而論），資本市場的大門也會越來越打開（比如中歐投資協定等一系列的對外開放政策逐步落實），這些因素都意味着：資金越來越有可能從負利率的歐洲市場流向正利率的中國市場，那麼歐洲的負利率就不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所以，抓住眼下的低利率時代擴張負債是對的，但是這樣的負債擴張需要拉動真正的實體經濟增長，否則的話，通過低利率負債增加社會福利，養了一幫閒人和懶人，未來的經濟極有可能陷入早先歐豬四國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