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師 李 鋼
近期美國財長耶倫在20國集團會議上提出最低企業稅討論議題，這與美國總統拜登加稅意圖關聯在哪？耐人尋味的全球化與美國化。
自拜登上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對內和對外政策與特朗普時期呈現明顯轉變。對內，拜登面對疫情「臨危受命」果斷推出了1.9萬億美元經濟紓困計劃，並推出2萬億美元基建及經濟增長計劃。但美國當前財政債務和赤字壓力嚴峻，由此拜登計劃將企業稅由當前的21%提高到28%以為財政政策提供資金支持。但此舉或導致部分企業將利潤及經營主體遷移至低稅率國家或地區，進而長期不利於美國經濟發展，於是耶倫作為美國財政政策領導者呼籲全球共同推出最低企業稅率標準，這將有助於美國穩定實體經濟，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事實上，去年以來多國面對疫情不得不降低企業稅以減輕企業經營壓力。而美國呼籲的全球最低稅率或提高當前世界平均24%的稅率水平，這種「慷他人之慨」的行為能否獲得支持呢？最終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筆者認為市場應關注以下幾項重點。
稅率調整對大企業影響有限。對於美國頭部領軍型且代表新經濟的大企業而言，其經營或利潤來源更多在美國本土之外，而其註冊地址往往也在低稅率的國家或地區，美國雖然對這些企業「全球性徵稅」，但這些企業合理避稅手段複雜且周密，因而政府提高企業稅對這類企業影響或有限。
美國之外的各主要經濟體頭部企業也有多樣化避稅手段，即便G20國家中一部分響應美國呼籲協同加稅，各國「獨角獸」大企業所受不良影響最終也將轉嫁全球市場，所以對企業經營實際影響或將有限。
另一方面，當前美國商業團體對徵稅計劃的反對較為激烈，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稅改將美國稅收體系變成了「美國本土稅」，而拜登扭轉這一狀況必然遭到多方抵制，繼而加稅政策不斷延後，並且稅率設置最終或低於拜登提出的28%。
至於G20國家最終能否接受美國提高企業稅率的建議，鑒於各國經濟復甦並不均衡，尤其是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當前債務壓力嚴峻，且面臨資金外流風險，由此企業稅收穩定保障其財政支出不可或缺。雖然歐洲諸國與美國關係較特朗普時期有所改善，但國際競爭依然存在，而美國企業外流可能是歐洲發展機遇，由此歐洲對「共同性企業低稅率」或存在疑慮或爭議。
美國給自身企業加稅的同時會給予財政補貼以保證企業經營穩定，同時給失業人群補貼保障社會穩定。但其他國家如果跟隨提高企業稅率，而不給予企業相應扶持政策，必將增加其經營成本，進而企業面臨破產風險，影響就業市場穩定。或者企業將經營成本轉嫁由消費者買單，這必然影響各國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狀況及生活質量。此外，非美國家的企業在稅率提高之後也未必能給這些國家帶來稅收增長，耶倫所期待的「結束競相壓低企業稅率、侵蝕企業稅基的行為，確保各國政府擁有穩定的稅收體制和足夠稅收，用於投資必要公共產品及危機應對，確保公民公平分攤政府的財政負擔」可能只是其一廂情願的幻想或假設，而最終全球最低稅率標準的負面影響或難以預料。
跨國公司海外利潤的避稅處理，以及國家之間逐底式的稅收競爭，是造成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的深層問題，不以特朗普減稅的小恩小惠為轉移，同樣也不會受拜登加稅措施而產生巨變，相比於愛爾蘭等國家實繳稅率低至不到1%的稅率，美國35%、21%抑或28%的稅率並沒有本質區別。
面對未來可能形成的「稅收共同體」及相關稅法措施，各國政府及企業必須嚴陣以待考慮財務及經營風險，從全球化視角來看，各國產業鏈存在結構性調整可能。尤其是低收入國家應對謹慎，畢竟很少有大型跨國企業將總部設立在這種國家，但許多跨國企業在當地有運營活動，這意味着入境投資規則應在全球最低企業稅標準制定後被審慎對待，其關鍵在於企業剩餘利潤如何合理分配。
綜上所述，美國呼籲的設立全球最低企業稅標準或更多有利於美國緩解當前的財政赤字風險，繼而保障其實體經濟穩定，支撐美國經濟進一步良性發展。但這種建議對新興市場國家及低收入國家存在不良影響，尤其是對全球產業結構及就業市場存在負面影響，或將加劇世界發展的不平衡狀況。
對美國而言，這是其發揮稅制乃金融影響力的關鍵手段和機會，但未來政策迂迴與焦灼可能面臨國外反對聲音。從企業視角來看，這種政策更多將影響各國中小企業全球發展前景，可能導致企業向低稅收或能夠合理避稅國家轉移，進而形成新的全球產業鏈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