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發生的幾件大事彰顯出全球化及其困境。
首先是一群印度人開着台灣人從日本租的船，堵住了美國想要威脅中國伊朗簽約的航母。除了地緣政治角度，蘇伊士運河大堵船在經濟意義上也提醒我們全球化供應鏈的脆弱，這是一種壓力測試。當供應鏈被突然阻斷時，原材料和製成品的價格會飆升而通脹最終會到來，讓人十分懷念全球供應鏈通暢時世界享受到的物美價廉的大穩健時代。
其次是一個韓國人用日本人的券商在美國股市交易中國股票爆倉擊垮了瑞信野村可能引發全球股市動盪。起因是中國對於線上教育的新政策，而堆積在資本市場上天文量級的流動性加上高槓桿製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單日虧損，蝴蝶翅膀的輕輕震動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體系裏可能釀造成巨大風暴，這既展現全球化的威力也顯示出其破壞力。
而圍繞着新疆棉花的衝突，在剝離政治化敘事後的深層邏輯是，中國借力優勢要素成本構造世界代工廠（最大獲利的仍舊是海外跨國公司），以及和平原始積累的代價和野望。勞動力紅利和巨大的產能一度是輸出通縮和價格競爭的基礎，但如果全球化中斷各個國家自求平衡，那麼通脹和大眾福利損失就難以避免；而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唇槍舌劍，儘管語言翻譯帶來理解偏差，但毫無誤解地被挑明為一場持續的全方位的大國競爭，涉及權力（和利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文明價值觀。
疫情本該是團結人類同仇敵愾針對病毒的一次世界大戰Ⅲ，遺憾的是民粹敘事把它扭曲成了人群之間的對抗和分裂。未來的全球化可能換上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展現出來。大國競爭日益變得白熱化、全面化。類似於新冷戰趨勢正在形成，需要很大的智力和勇氣才能緩和目前的困境，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競爭都會成為所有決策的一個重大背景，必須學會跟它共存。這些競爭和爭奪會圍繞在資本、技術、金融、地緣和治理等主要方面。
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可能會區域化、內卷化和近岸化。疫情後部署在中國的產業鏈，可能一部分會分散到不同的地區，特別是離產品的終端銷售市場比較近的一些區域，會形成三個大的供應鏈中心──北美、亞洲、歐洲。很有可能以後產業鏈就會放在離自己主要消費市場比較近的地方，而不會進行更遠的部署即近岸化。
競爭的最核心部分一定是科技，現在的創新已經具有很明顯的政治化、集團化，甚至是武器化趨勢，這個可能會形成不同的技術路線及相應的體系分割。這種競爭是難以調和的，必然會出現一個世界兩個或者多個系統的格局。
美元失勢引發風險
未來貨幣競爭出現割裂化、武器化、競爭化趨勢。一方面美元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享受了至高無上的霸權，美元指數貶值下行會對全球資源進行掠奪式收割，這種特權在未來是否繼續得到全球認可還是存疑的。如果美元失去它的特權地位，必然會引發更為劇烈的風險釋放。另外一方面，美國動用包括SWIFT系統在內的一系列美元體系基礎設施和工具，對某些經濟實體和個人進行定向制裁，切斷他們與全球美元經濟的交流，這引發了市場參與者的深度不安與不適。不出意外的話，數字貨幣也將很快納入這場競賽。
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交往阻斷和人員傷亡都惡化了每個經濟體內的治理結構，內部壓力外部釋放都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我們看到在外高加索、中東宗教國家、亞洲大國邊境、西太平洋島鏈等都有衝突的火花不斷閃現，各國都在強化對自身的軍事和投射能力的投資和儲備，這並不是什麼太好的兆頭。
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建立的各種各樣的群，如WTO（世界貿易組織）、WHO（世界衞生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構成了當下全球治理的主要部分。眾多的全球性事件，例如疫情防控、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推動包容性增長等，都需要全球國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更需要主導者振臂一呼來完善和升級全球治理體系，而不是粗暴地推倒重來。
國際社會正在尋找新的群、朋友圈和治理思想，究竟是更緊密地形成命運共同體，還是聽憑某國優先然後再做利益切割。雖說最終的贏家確實取決於是否在內部成為更好的自己，但世界就會像那條隱喻着全球化的巨輪一樣，再度卡在金德爾伯格陷阱之中忍受衝擊並等待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