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長期超低利率和負利率格局惡化了中國的國際金融環境。目前中國還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貨幣環境的國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為套利對象。面對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趨勢，中國在向「雙循環」新格局轉型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應該更為關注中國經濟的內部均衡，不應簡單與發達國家競爭或追隨其政策，更不宜為維持外部均衡而犧牲內部均衡。
20世紀90年代，全球利率（以美國為例）終於越過1981年的16.39厘的高峰，於1992年回落至5厘以內，全球進入低利率時期。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迅速蔓延至歐洲，觸發當地主權債務危機，隨後全球債務危機爆發。為應對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美聯儲迅即將其官方利率降至0至0.25厘，且持續四年。隨之，世界主要國家貨幣當局紛起效仿，全球進入超低利率時期。2012年，丹麥央行為應付持續惡化的經濟頹勢，首次推出負利率貸款，更是宣布了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時期的到來，人類社會「從此進入了一片未知領域」。
2021年2月至3月，全球疫情開始緩和。然而，日歐美央行卻相繼發表貨幣政策聲明，繼續保持負利率（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和零利率（美聯儲）不變，同時加碼了量化寬鬆的力度，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的格局仍在持續。利率長期超低甚至為負，異乎尋常。自有金融以來，正利率便構成金融正常運行的基石和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有正的利率，金融才得以產生，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方能在種類和範圍上不斷拓展；因有利率為正，銀行等金融機構方能存活和發展。顯然，利率超低（負利率）對金融運行的傳統秩序，以及我們一直奉為圭臬的主流金融理論和政策都提出了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 技術進步趨緩
低利率（負利率）長期持續，是一系列決定利率的重要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從實體經濟發展、金融周期的影響和貨幣政策範式的調整等三個角度探討箇中原因。實體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變化，是利率走低的基本因素。全球利率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擺脫其長期高懸的格局，並於90年代初期回落至5厘之內，根因之一在於，其間世界的發展進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相繼崛起、中國於90年代開啟市場化改革進程、蘇東集團於90年代前後解體並全面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等。這些變化深刻改變了世界，其中全球勞動力供求格局的巨變讓全世界收穫了長達二十年的人口紅利。
IMF（國際基金組織）曾在研究中指出，8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勞動力變得日益全球化，全球有效勞動力供給在1980至2005年間增加了三倍。從時間分布看，有效供給的增加主要發生在1990年以後；從地區分布看，有效供給的增加約有一半多來自中國等東亞國家，其他則可歸諸南亞、前東歐集團國家和非洲、拉美地區國家。
分析顯示：正是全球人口紅利的釋放，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這個時期經濟運行的典型特徵就是「三高兩低」：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同時並存。
然而，「大緩和」只是故事的上半段。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以及接踵而來的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危機等，則開啟了整個故事的下半段。這是目前仍在持續的過程，連同此前長達二十餘年的「大緩和」時期，共同構成了「百年不遇之大變局」的豐富內容。
20世紀90年代便已形成的全球總儲蓄長期超過總投資的格局，在新世紀中仍在持續，並決定了自然利率長期向下的趨勢。只不過，上世紀的人口紅利，此時已悄然轉變為「人口負債」。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後，經濟通常會在兩個方向上失去增長勢頭：生產力下降和社會負擔加重。「人口負債」下，工資率上升、潛在生產率下降、老齡化惡化並帶來社會支出提升、資本積累減少，「三高兩低」中的「三高」漸次失去，僅餘「兩低」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換言之，表現在貨幣金融領域中的長期超低利率現象，實則只是實體經濟長期衰退的金融表徵。
在諸多導致自然利率趨降的實體經濟因素中，人口結構惡化和技術進步趨緩是主因。在全球老齡化的背景下，全球勞動人口增長率、安全資產收益率在過去三十至五十年中均處於下行趨勢，直接引致了全球自然利率下行。而由於近幾十年來全球尚未出現「顛覆性」科技進步，全球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亦趨於緩慢下降。數據顯示，自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以來，全球技術進步的速度已落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期間的平均水平之下。
美聯儲放水思維固化
對於經濟活動日益以金融活動為中心，以金融關係為紐帶，以金融政策為協調工具，從而把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這一過程與趨勢，我們將其稱為經濟的「金融化」。20世紀末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實體經濟不斷被「金融化」的現象，從而使得金融周期逐漸成為主宰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
從源頭上說，金融工程的出現以及相應的資產證券化的廣泛推行，完美地解決了實體經濟運行中經常出現的期限錯配問題，引導了經濟的「金融化」進程。這一革命性進展最早大規模出現在住宅金融領域。抵押貸款證券化顯著提升了住房市場的流動性，而其原理也在大範圍複製和推廣，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產證券化。正是這些證券化產品，構成發達經濟體影子銀行體系的主體，其規模如今已達到貨幣當局不可忽視的程度。經濟「金融化」不斷提高的事實，還可以從各個金融領域的發展及其同實體經濟的關係變化中觀察到。
例如，經濟的證券化率（各類證券總市值／GDP）上升、金融相關比率（金融資產總量／GDP、M2/GDP等）不斷提高，證券市場年交易量、信貸餘額、年保費收入、外匯日交易量等對GDP的比率穩步上升，貿易相關的資本流動與非貿易相關的資本流動的比率不斷下降等，都是經濟「金融化」的適例。毫無疑問，經濟「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正逐步改變着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使得債權與債務關係、委託與代理關係、風險與保險關係等金融關係，逐漸在經濟社會中佔據了主導地位，並深刻地改變着我們的經濟運行。
「金融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它使得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傳統上，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影響商品與勞務的價格（物價）和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利率）發揮作用；經濟「金融化」情況下，當貨幣政策尚未來得及展示其對物價和資金成本等實體經濟因素的影響時，金融產品等「虛擬」產品的價格便已發生即時和劇烈的變化，並通過改變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的平衡關係，改變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鑒於此，貨幣政策不得不越來越關注金融資產的價格變動，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將政策重點置於壓低利率方面。貨幣政策操作範式。基於貨幣政策操作的分析，能進一步解釋超低利率背後的人為因素。這方面的進展，與金融界持之以恆地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展開研究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