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一九九四年三月，時年五十一歲的陳佐洱緊握接力棒，滿懷信心準備香港回歸祖國的最後談判。他從北京出發，奔赴重要的歷史前哨│香港，與英方進行政權交接前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前夕，陳佐洱在北京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從中國近現代史看，從港澳百年滄桑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和港澳順利回歸。沒有誰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明白『一國兩制』的初心，更能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確保它行穩致遠。」/大公報記者 孫志
對於「一國兩制」和香港，古稀之年的陳佐洱有着多重身份，既是香港回歸的見證者、親歷者，亦是「一國兩制」的實踐者、研究者。早已褪去談判桌上唇槍舌劍為國出征的凌厲之勢，出身書香之家的他更接近儒雅的學者氣質。
有意思的是，陳佐洱目前也更願意提及他的學術身份，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一國兩制』不僅是國家的一條基本國策，也是一個在不斷豐富發展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從事「一國兩制」研究工作，是他晚年成就的不二之路。
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
憶及中英談判的艱辛歷程，陳佐洱感慨萬千：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發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橫加「制裁」。英國新執政當局趁火打劫，在香港接連打出不與中國合作連帶「制裁」的三張爛牌：居英權計劃、「人權法案」和新機場建設計劃。
陳佐洱說，「就在那個時候，那位在英國以不講誠信、狡猾、自私出了名卻手眼通天的政客彭定康走馬上任來香港了。」時隔二十餘年，陳佐洱仍用一連串鮮明字眼形容這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斷言北京政權不到一九九七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台，動員港英政務官們和他一起「握爛牌，打亂仗」，企圖撈回十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
「彭定康到香港才三個月，就拋出一個改變行政主導、完全不與中國香港基本法相銜接的所謂政制改革方案，假『擴大民主』、『守護香港未來』之名，高調高速度地培育一批反華亂港的本地政治力量；同時低調取消了一個又一個維護政治安全、社會治安的法律法規，為未來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埋地雷』。」
陳佐洱說，中方各有關部門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堅決抵制、破解了英國的爛牌。針對老殖民主義者撤退前的倒行逆施，鄧小平同志多次發表講話，他說：「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民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毫，更不用說一寸。」
樹欲靜而風不止。時至今日西方敵對勢力打「香港牌」阻擾中國發展的妄想之心絲毫沒變。陳佐洱認為「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不可能平坦，他曾用「苦難輝煌的新長征」形容。
理直氣壯講中共在港執政地位
陳佐洱說，在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重要講話和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要求港澳工作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我們旗幟鮮明地提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香港回歸後，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
陳佐洱強調，港澳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示，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要嚴格依照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我以為在港澳依法辦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地確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領導地位。把多年來強加在愛國愛港先進分子頭上的那些『原罪』統統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