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擴大會議，史稱「苟壩會議」。如果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轉折點，那麼苟壩會議便是關乎紅軍在遵義的生死存亡了。
遵義會議之後，鑒於博古、李德錯誤戰略的教訓，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對紅軍的部署和計劃，都通過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來做出決定。參加會議的有二十多人，因戰事緊張，幾乎天天都要開會。
三月十日，紅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聯名致電中央，建議進攻打鼓新場，消滅駐紮在那裏的黔軍。張聞天接到這個電報，馬上在駐地苟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當時的形勢是紅軍經過二渡赤水，再佔遵義，重創黔軍，士氣正旺，大家都希望能再打勝仗，爭取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毛澤東反對進兵，並表示若然要打，他便放棄剛上任一周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毛澤東的理由是儘管打鼓新場的黔軍戰鬥力不強，但城牆堅固，易守難攻；一旦滇軍趕到與黔軍匯合，同時川軍又從側面攻擊，紅軍將四面受敵，勢必陷入重圍，有覆滅的危險。眾人議論紛紛，毛澤東的意見始終沒有被接受。
其時天色已黑，張聞天決定投票表決。投票結果是除毛澤東外，其他人一致贊成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並於翌日清早下達作戰命令，還即時免除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散會後，毛澤東回到住所，反覆思考，夜不能眠，最後他決定去游說住在三里多外，對軍事行動影響力更強的周恩來和朱德。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凌晨，毛澤東提着一盞馬燈，沿着稻田埂路，趕到了周恩來住所，說服他把命令暫時遲一點發。跟着他倆又請來朱德一起商議，朱德也贊同了毛澤東的意見。凌晨四時左右，中革軍委二局截獲了敵人的電報，確認了滇軍和川軍正秘密向打鼓新場集結，整個打鼓新場周邊已經有敵人一百個團。情報驗證了毛澤東前一天的分析。
三月十一日早上，會議繼續進行，因為周恩來、朱德的支持，加上新的情報，大家改變了看法，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取消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恢復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三月十二日，政治局繼續開會，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苟壩會議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還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核心地位。至此，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歷史性任務也在苟壩圓滿完成。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紅軍於江西突圍，展開長征。由於形勢複雜多變，根本無法知道長征該到哪裏去。後來的「俄界會議」，還打算把根據地搬到靠近蘇俄的邊界。一九三五年九月，決定長征目的地的契機終於來了。
這年，中央紅軍經過雪山草地的煎熬，只剩下一支襤褸不堪、瘦得只有骨頭架子的部隊；可是卻稱得上是世界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紅軍終於到達了甘肅省岷縣以南的哈達鋪，人數只剩下七千人。哈達鋪是自明朝以來，四川、甘肅兩省交界的商貿重鎮；民眾漢回各半，民風淳樸。當鎮上老百姓知道紅軍的來意和主張後，都表示十分歡迎。這對疲憊不堪的紅軍，帶來振奮的消息。物資豐富的哈達鋪，可說是紅軍舌尖上的「革命加油站」。
除了物質糧食上得到補給外，哈達鋪也為紅軍提供了指路明燈。當時聶榮臻無意中從一個俘獲的國民黨軍少將副官身上找到兩份報紙，天津《大公報》和太原《山西日報》。這兩份報紙為紅軍帶來天大的喜訊，原來陝甘地區是駐有當地的紅軍劉志丹部隊和蘇區根據地，兵力達五千多人。聶榮臻喜出望外，立即派騎兵通訊員把這兩份報紙送到黨中央，讓總書記張聞天和軍委會主席毛澤東作判斷。
張聞天根據報章的報道，決定改變紅軍經過陝北到靠近蘇聯邊界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改為進入「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把大本營放在西北。另一方面，又召開團以上的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宣布紅軍前進的方向，就是劉志丹部隊所在的陝北蘇區。劉志丹表示服從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調遣，陝北紅軍與中央紅軍團結一致。
哈達鋪不但是紅軍長征途中的「加油站」，更是紅軍絕處逢生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