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宮，全球各界特別是中國有一種預期：中歐關係將迎來一個明顯改善的歷史機遇。然而，儘管特朗普親俄、發動關稅戰、支持歐洲極右政黨等措施嚴重損害了歐洲的安全、經濟、團結和價值觀，但中歐關係卻並沒有出現與之相應的改善。相反各種衝突不減反升。僅最近這一個月就發生了三起相當罕見的事件。
一是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訪華之行取消。此前，他多次發表涉台不當言論。上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是1995年，而且也和台灣有關：德國向台灣出售軍艦，嚴重侵犯中國核心利益。
二是荷蘭政府使用冷戰時期的法律（1952年制訂），以「國家安全」為由，無視國際經濟規則，以該國前所未有的方式強行接管了中國企業安世半導體。和平時期以這種極端方式對待一家外國企業可為空前。俄烏衝突發生後，俄羅斯和西方互相接管對方企業是因為戰爭。就是委內瑞拉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搞國有化也只是強行收購美國企業而已。由此可見此事件的惡劣。
三是歐洲議會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允許蕭美琴等「台獨」頭面人物進入歐洲議會大樓出席年會並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為此中國駐歐洲代表團連用四個嚴重表達抗議：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衝擊中歐政治互信。如此嚴重的後果，歐洲卻一意孤行。
以上三起事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歐洲在和中國對抗方面來講，竟然走得比美國更遠。
中歐關係中美化的趨勢，原因有三：
第一是歐洲對美國的依賴。這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中美關係。歷史上看，中歐關係就取決於中美關係。尼克松訪華之後，中歐才建交。冷戰結束後，中美盟友關係不再，中歐關係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衝突不斷增多。2017年起美國放棄對華接觸政策改為全面遏制，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雖沒有完全跟隨，但也基本隨之起舞。
二是2022年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又空前加強，從安全、科技到能源，無不如此。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第一任期，歐洲還能夠和美國對打關稅戰，到了第二任期則不開一槍就完全接受了不平等貿易協定。問題在於，當歐洲面對特朗普執政的美國採取不抵抗主義政策時，中國這張「牌」、中國對歐洲的戰略平衡價值也就等於零。相反，歐洲為了迎合美國、拉住美國，會變本加厲的針對中國。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並未對中歐關係帶來紅利的原因。
第二是歐洲對中國本身的認知發生了質的變化。2019年3月，歐盟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文件，首次把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非常不可思議的是，此時克里米亞事件已經發生，特朗普已經執政，歐洲面臨俄、美兩大國的挑戰。從正常的地緣政治邏輯，歐洲此時應該和中國聯手應對。但歐洲卻反其道而行之。
歸根結底，歐洲認為中國在治理模式、經濟體系和發展道路方面，不僅向世界提供了另一個選擇，還在全球範圍內挑戰了歐盟的利益、價值觀和影響力。至於俄羅斯和美國只是某一方面威脅到歐洲而已。近期發生的三大嚴重事件也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
所以此後六年的發展也證明，歐盟確實不是僅僅提出一個概念，而是明確針對中國。後來發生的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只不過加快和強化了這個趨勢，它們並不是因，只不過是催化劑。
也正是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也引發了第三個本不應該是問題的問題、而且是微觀層面的具體問題：台灣。並成為當下中歐關係的第三個決定性因素。
本來，歐洲和美國不同，和台灣沒有歷史糾葛。現在的歐洲也不再爭霸，台灣對它並無戰略利益。更何況距離如此遙遠，歐洲即使想介入也缺乏手段。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以來中歐之間並不存在台灣問題。
但近幾年來，歐洲越來越頻繁的介入台海。議員層級、政府層級的涉台交流、議會通過的涉台法案大幅上升。2024年歐洲議會甚至通過涉及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議案，再度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決議。直至最新發生「台獨」分子蕭美琴進入歐洲議會並發表演講的高度挑釁事件。
因為台灣在今天的歐洲眼裏，一是它的價值在於能夠體現歐洲對美國的配合，對美國顯示它的重要性。二是中國作為系統性對手，歐洲「打台灣牌」、阻撓中國統一就是最直接最廉價的手段。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即歐洲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已經進入倒計時。它們不想重蹈俄烏衝突的覆轍：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太大，衝突發生後承受了重大損失。所以它不僅要預防衝突發生還要考慮衝突發生後的應對。於是在這個背景下，不僅對台灣的支持加大，同時還要擺脫對中國在關鍵原材料、供應鏈等方面的依賴，安世半導體事件就是這個背景的產物，實質是為歐洲臆想的雙方攤牌作準備。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也一再聲明「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相對照的，歐洲和中東都發生了戰爭，但兩岸一直維持和平。都可證明中國對和平統一的追求。但歐洲就是由於前兩大原因而作出這樣的戰略反應。
面對中歐關係日趨中美化的現實，中國如何應對？不妨看看歐洲的盟友美國如何做的：通過俄烏衝突，不僅削弱了歐洲還令歐洲更加依賴美國。歐美作為盟友尚且如此，現在既然歐洲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中國除了借鑒美國還有別的選擇嗎？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