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經常被左鄰右里掛在嘴邊的「別人家孩子」，大多都曾被自家父母告誡說「不要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夜郎是誰，何以自大？因「夜郎自大」而被人們記住的「夜郎國」如果知道六月飛雪的故事，大概也要唱一出「竇娥冤」吧，明明有權（雄踞西南夷）、有錢（中印交通大動脈）、有顏（文化糅合），在缺少與外界交流、不知漢朝之大時，夜郎「自大」才合乎邏輯。\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文、圖）

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短短十數字，證明夜郎國不僅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還一度是西南夷諸國中最強大的一個古國。由於夜郎本身沒有文字史料，有關夜郎的漢文獻記載又相當簡略，且至今夜郎的都邑類中心遺址和上層貴族、王侯等高等級大墓均未有所發現，因此後人對於夜郎仍是疑問重重。

就目前所知，夜郎國的空間範圍，大約從雲南高原東部一直到貴州高原北部和東部邊緣，因其活動主體在今貴州境內，貴州也被稱為「夜郎故地」。關於夜郎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其下限為西漢晚期的漢成帝河平年間（公元前28年至前25年），夜郎王造反，被牂牁太守陳立剿滅，夜郎由此國亡。夜郎的時間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但是具體時間至今難以確定。正在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舉行的「尋找夜郎」展覽，試圖從「夜郎哪兒來？」「夜郎怎麼樣？」「夜郎去哪兒？」三個方面，通過貴州境內發現出土的256件／套珍貴文物，追尋神秘的夜郎足跡。

漢武帝願結同盟

夜郎與南越，自古就有聯繫，但最廣為人知的要數《史記》記載的「一碗枸醬伐南越」，其實這是一個關於大名鼎鼎的「吃貨」──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的憂傷故事。故事開始於公元前135年，即漢高祖第一次派漢使陸賈出使南越國的60年後，漢武帝又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國。趙眜以大禮相迎，盛宴伺候。

武將出身的唐蒙，看到眼前琳琅滿目的南越國宴菜式，雖然燒烤、海鮮等食材之豐富讓他大感意外，但唐蒙的目光卻始終盯着一碗被當地人稱之為「蜀枸醬」的醬。這種醬當時在南越十分流行，但蜀地即現在的四川，遠在西南，這讓唐蒙非常困惑，蜀地特產如何來到隔着千山萬水之外的南越，唐蒙敏銳的意識到中間必定有一條穩定的進口通道。

經過多方打聽，唐蒙最終從商人口中得知，蜀地靠近貴州的地方有一個夜郎國，坐落在牂牁江邊，江寬數裏，行船可直達蕃禺城下，「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由此，夜郎開始進入漢王朝視野，並促使朝廷有了修建從僰道（今四川宜賓）直抵牂柯江的「南夷道」。枸醬就這樣招來了征討大軍，最終致使93年的南越國在大火中覆滅。

從史料可知，唐蒙曾提及夜郎精兵「可得十萬」，走牂牁江水路順流而下是出其不意制勝南越國一奇招，並有明確記述了漢武帝借巴蜀罪人和夜郎兵攻打南越的事實。按照漢朝的普遍規律，4個人可以供養1名士兵，10萬精兵證明夜郎國至少有40萬人口左右，在西南夷諸國中最為強大的一支力量，就連漢武大帝都重視夜郎國的政治勢力，並願與其結成同盟，可見夜郎國確實有過人之處。

現在發展經濟講究「路通，財通」，古代更是如此，夜郎能在漢帝國發展進程中留下一筆，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優越的地理位置。根據文獻記載，夜郎通過境內連通長江、珠江流域的河流與周邊族群發生聯繫，和相鄰的巴蜀、滇、百越、邛等都有地利之便的交往。司馬遷在撰寫《史記．西南夷列傳》時，以夜郎為中心，根據生活方位的不同把西南夷分為9個族屬，《史記》和《漢書》的記載雖然有所出入，但是二者對夜郎在西南夷中的地位和地理範圍較為一致。可見這一時期的夜郎不僅是當時西南夷的核心族屬，甚至是處於領袖的地位。如此看來，後來因文學家加工而被放大到家喻戶曉的「夜郎自大」其實很有社會基礎。

「蜀身毒道」通印度

夜郎不僅地處打通南方通道的戰略地位，同時還控制西南地區便可打通往印度等地的「蜀身毒道」。蜀身毒道是指中國古代從四川成都經雲南的大理、保山、德宏進入緬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線，公元前122年，從西域歸來的張騫向漢武帝描述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見聞，「居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問所從來，曰東南身毒國（今印度）。」

在官方記載中，從未有過通商記錄的西域國土，張騫在大夏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及時向漢武帝報告了與西北諸國往來的可能性，還暗示了與那些地區通商的潛在價值。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決心打通從西南到大夏的官道，通過西南諸國獲得與印度的貿易財富和開拓疆土。

通過這條商貿通道，中國內地生產的絲綢等商品遠銷南亞、印度洋一帶，而海外的瑪瑙、琉璃、珠飾、海貝等也由此傳入中國。地處烏蒙山核心地帶的赫章可樂和威寧中水墓地出土了來自印度洋的異域珍寶，如可樂墓地中出土的海貝、飾花鉛玻璃珠、孔雀石玻璃珠等文物；展覽中還展出了黑獅墜和琥珀獅墜，原產非洲的獅子在漢代傳入中國，而漢晉時中國境內還沒有大規模開發琥珀，其原材料大多來自波羅的海、地中海和緬甸，均證明夜郎故地的重要位置。

「多彩貴州」，說的不僅是貴州旅遊資源之豐富，也是貴州文化燦爛的反映，這種多彩在夜郎古國時期就已經展露雛形。夜郎族群活動的貴州境內，自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沿牛欄江、北盤江、烏江等江河開始生活，為夜郎文明的形成創造基礎。漢代的夜郎更是地處要衝，文明形成受到了滇、鈎町、漏卧、巴、蜀、百越等族群文明的影響。

烏蒙山東南緣、南北盤江所夾的山間壩子一帶，發現一處以青銅製造為主的銅鼓山遺址，出土一批青銅鑄造的範模，為夜郎青銅文明的發展提供了考古支持。《尋找夜郎》中亮相的眾多青銅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或與周邊青銅文化有着關聯，正是夜郎文化與中原及世界其他文明雜糅發展的表現，其中飾虎銅釜、牛頭形銅帶鈎、龍首柄銅釜、武陽傳舍比二鐵爐、銅車馬（輜車）等，均是難得一見的文物精品。

龍是漢族的民族圖騰，六盤水市黃土坡出土的龍首柄銅釜，銅釜長柄首部下彎，鑄成龍首之形，龍口張開，尖狀雙耳後掠，一副撥雲前行的形態；長長的柄身似矯健的龍身，造型厚重精美。龍形象，一直普遍地出現在漢民族的世代生活中，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鍋，這種以龍頭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是文化融合的一種表現。

年輕人喜歡有個性、有設計感的東西，其實很多小物件的設計古人更技高一籌。司馬遷的《史記》中，有「滿堂之坐，視鈎各異」的記載，這裏說的「鈎」就是帶鈎，始於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盛行於秦、兩漢。以銅質佔多數的帶鈎，在滿足於腰帶兩端帶頭相連結的基本功用之外，還有諸多造型，充分展示制作者的創意。

展品中，娃娃魚造型銅帶鈎頭大身粗，尾巴漸變細長，上翹彎曲恰好成鈎，上面還有「日利八千萬」的銘文，看起來笨拙而又獨具童趣。另外一件牛頭形銅帶鈎則打破常規，分居牛頭左右的大彎角設計成誇張的上翹，鈎鈕與鈎首在同一個側面，繫於腰間時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微微張着嘴的水牛頭，既保持了器物整體的形象美觀，又不影響到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