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上周提到香港管弦樂團（下稱「港樂」）董事局主席劉元生，在位十一年後突然辭職。宣布之低調，不少香港音樂評論界同行看過本欄才知悉。香港義務公職大多以六年為上限，劉氏早於二○一四年完成六年後，轉任副主席，一年後再任六年主席任期，原於明年屆滿，現在以「個人理由」辭職，頗讓人意外。

據港樂市場推廣總監鄭禧怡來電告知，去年十一月樂團董事會改選時，劉元生仍任主席。但到了今年初他從海外回港後，決定辭職，主要是在疫情影響下，希望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畢竟已經年近八十，更珍惜健康、天倫。他仍擔任董事局成員至今年十一月改選為止。

認識劉元生多年，二○一○年更曾一起獲政府頒授「嘉許狀」，表揚在文化藝術的貢獻。劉氏是位成功企業家兼小提琴家（附圖），早於六十年代擔任業餘時期的港樂首席，指揮是他的恩師富亞（Arrigo Foa）。後來富亞被林克昌替代，把港樂帶進職業時期，劉元生也離開港樂，另立業餘樂隊，包括香港室樂團、香港愛樂團等，都由他贊助兼任主席和樂隊首席。

劉元生重回港樂，已經是二十一世紀，首先擔任時稱監察委員會成員，二○○八年出任主席，為期六年，其間進行改革，例如改名董事局、取消名譽顧問等。二○一二年成功請來梵志登擔任音樂總監，為展示新紀元，棄用樂團四十年前由民間投票選出的龍頭標誌，另立引來不少爭議。

劉元生一改樂團主席傳統，事事親力親為，本為好事。但卻助長奉承文化，尤其是第二個六年任期時，部分樂團成員對一些本來是藝術行政問題，直接向主席游說甚至施壓而得逞。前年突然解僱藝術策劃總監林丰，就是例子之一，為了讓即時離職，不惜支付六位數字的賠償。

如果要正本清源，港樂必須改善管治文化，增加問責和透明度，尤其是對社會負責，因為樂團每年接受超過九千萬元的公帑資助，因此樂團上下要問責的，不是對樂團主席，而是廣大納稅人和愛樂者。當然政府在監督公帑運用上也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