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香港回歸，那些年、那些事，九十四歲的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無疑是最權威的講述者。作為中英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周南身處中流擊水的湍急險境，卻有氣定神閒乘一葉扁舟的風度。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前夕，他在北京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表示，「一國兩制」的提出、香港問題的談判以及後來過渡時期同英國的鬥爭，自始至終是鄧小平同志領導的。在鄧公直接領導下，周南以高超智慧和鬥爭策略為捍衛國家利益與英方進行堅定鬥爭。而在這湔雪百年國恥的過程中，周南只是平靜地說，自己做到了「堅守本職而已」。

記者：香港問題的和平解決，可以說，無論在中共百年奮鬥史和改革開放歷程中都是一個亮點。您作為主要當事人，回歸前的參與者，回歸後的觀察者，今日回頭看看不知有何感想。

周南：自鄧公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設想之日起，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近年來愈演愈烈，特區政府經受了疾風驟雨的反覆衝擊，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終於戰勝了多次險惡的進攻，站穩了腳跟，繼續穩步推行「一國兩制」。實踐證明在香港推行的「一國兩制」是經得起考驗的，是有強大生命力的，是任何外部勢力都衝不垮的。另一個感想是：鄧公不但提出了「一國兩制」的設想，而且親自領導香港問題的解決。他的工作作風是抓大不抓小，大事一抓到底，直到問題的解決，小事不問，他心目中的大事都與保證國家主權和中央對特區領導權力有關。實踐反覆證明，鄧公對解決香港問題的一系列指示包括回歸後應如何管理特區，充分體現了他對香港形勢的深刻理解和高瞻遠矚，深謀遠慮。

鄧公心目中兩件大事

按照時間的順序簡單回顧一下：從一開始鄧公就充分估計到在香港「出亂子」的可能性，在與戴卓爾夫人第一次會談中就點明「如果出了亂子，中方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收回的時間和方式」，以後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

提到「一國兩制」，他總是強調「一國是主體」是「大前提」，提到「港人治港」，總是強調必須是由「愛國者」的港人來治港。他質問道：「難道普選就一定選出『愛國者』嗎？」，要選舉也得慢慢來「循序漸進」。提到高度自治是強調「高度」不是全部，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

在制定基本法期間，他關注的一是要保證政治體制能保證選出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者」，二是要保證中央對特區事務有必要的干預權。

在確保香港回歸後的持續安定問題和確保中央對特區事務應有的干預權問題上，他講得最深刻最明確。他說：「不能籠統地反對中央干預，如果這樣的干預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你為什麼要反對？香港存在動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有的存在於香港的內部，也有的存在於外部，如果出現動亂，你干不干預？如果要把香港變成反對和顛覆中央的基地，你干不干預？」他又說：「切不要以為把一切事情都交給港人去管，中央什麼都不過問，就萬事大吉了，我們沒有自我安慰的根據。」他還提醒大家：「要知道，搞起個動亂是很容易的」，基本法二十三條反顛覆條款也是根據這些思想和指示寫上的。

到了彭定康提出「三違反」方案，鄧公敏銳地指出，這是英國人借「加速民主進程」的口號爭奪香港回歸後的管治權，並指出：「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必要時我們另起爐灶」，「我說的『另外的時間和方式』現在仍管用」，而且要有關方面作了具體安排，與此相配合，他還要《人民日報》於「鄧選三卷」出版前發表他一九八二年同戴卓爾講話全文，將「兩個另外」公示於天下。最終採用了「另起爐灶」方案，彭定康的打算枉費心機。

在談判過程中，他親自抓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港駐軍的問題，另一個是聯合聯絡機構進駐香港的問題。前者他一生氣，拍了桌子，問題就解決了。後者他親自同英國外交大臣談，還是談不下來。兩者都是事關如何制止可能發生動亂的大問題。

鄧公指示對回歸後治港有重大啟示

鄧公當年講的這些話，後來許多不是都為事態的發展所驗證了嗎？曾經有一種議論，認為小平生前對香港回歸後應如何管理並沒有留下什麼指示，重溫以上所述，不知會作何感想。

總之，在回歸前的過渡時期，中英雙方在明裏暗裏為爭奪對香港的管治權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對手在回歸時期前是英國為主美國為輔，回歸後是美國為主英國為輔。回顧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似乎可以說：凡是我方的作為比較符合小平的思想和指示時，工作就比較會產生正效果，反之，就會遇到反效果。是不是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