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7、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的公布，國內經濟下行但不會失速應已是相對確定的變化。影響下半年經濟運行預判的因素，除了疫情之外，需格外關注美國財政政策的變化。

首先，自6月份以來，美聯儲持續釋放將要實施「縮減購債」（Taper）的政策信號，在美聯儲密集的溝通和預期管理後，目前市場應該對美聯儲擬要實施的Taper已有較為充分的消化，加之近期鮑威爾等人的表態與2013-2014年期間美聯儲首次實施Taper的經驗，均指向美聯儲的Taper實操與未來的加息之間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因此，後期美聯儲Taper可能帶來的市場波動及外溢性影響是有限的。

其次，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相比，在本輪對沖疫情期間，美國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為是決定性的。例如，在多輪財政紓困的作用下，美國個人的年可支配收入從疫情前4.5萬美元的水平大幅提升，並曾一度升至近6萬美元，美國消費之所以沒有因疫情坍塌，與財政對企業和個人的紓困救助密不可分，而美聯儲的作用則是為財政政策保駕護航。當然這次美國財政與貨幣政策採取MMT（現代貨幣理論）主張的勾連方式是否隱藏了更大的風險至今仍處爭議之中，但在本次疫後復甦進程中，財政政策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伴隨兩年來各國的疫情對沖差異和經濟復甦的錯位，我們逐漸認識到：從全球範圍來看，需求端與供給端的修復是互為條件的。以中美為例，中國率先修復供給能力，通過出口替代承接部分全球的供應，當然中國能夠持續供應的基礎是常態化防疫機制的有效；美國政府為了保住本國消費能力，實施了史無前例的財政紓困，為需求端注入大量資金，但美國相對鬆散的防疫制約了其自身的供應修復。因此，不同的防疫效果下，兩者間供給端修復和需求端修復就互為條件，而供給端和需求端各自的價格指數變化情況，也明顯反映出這種互為條件的修復模式。換而言之，中國供給的變化一定會影響到美國的需求（經濟復甦），而美國需求的變化也一定會影響到中國供給（經濟復甦）。

財政預算阻力重重

第四，目前困擾拜登政府的財政矛盾主要有兩個：

一是債務上限。8月1日起，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重啟，即在兩黨對債務上限問題解決達成共識之前，美國國債餘額不能突破7月31日的28.43萬億美元，但共和黨已明確表示不會配合民主黨。

二是財政刺激。目前拜登正在推行的1萬億基礎設施法案和3.5萬億基礎設施建設預算框架，不僅與共和黨有巨大分歧，甚至在民主黨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例如，美國眾議院「藍狗聯盟」領導人已公開表示對3.5萬億美元的基建支出計劃持保留意見，藍狗聯盟由財政上保守的民主黨人組成。

按照美國財政支出的法律和機制，拜登政府要想順利推行其財政主張，就必須緩解債務上限和預算安排的兩個矛盾。截至7月31日，美國財政部可用資金僅有約8300億（包括TGA現金餘額、財政收入和不受債務上限制約的可用資金），按照美國兩黨政策中心（BPC）估算，此8300億美元資金最多支撐美國財政部到11月中旬，之後債務上限問題如還未解決，則美國政府的違約風險必將大幅上升。

鑒於美國財政政策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美國居民消費韌性的持續，進而會影響到互為條件的供需修復進程，其中，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供給端，必然會受到牽連，因此需要格外警惕美國財政風險帶來的外溢性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