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假日，正是啃大部頭厚重名著之時。
比如《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羅馬帝國衰亡史），Routledge一九九七年版，四千一百頁，足以壓垮一個小摺疊桌。《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家Russell Baker曾說這部巨著是soul crusher，「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當然不是因為有強迫症，遇山登山，逢水渡河，見書就讀。山水無窮，厚書無盡，以有涯隨無涯，無異飛蛾撲火。
又大又厚的書有很多種。教科書之類需要正襟危坐、執筆圈點的書，到非讀不可的時候再去臨時抱起也不遲。戲說歷史書、自我提升書、時間管理書，大多是書籍中的薯條和漢堡包。人的胃納有限，每餐若以垃圾食品填塞，不值。《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之類，雖是公認名著，實在敬而遠之。選一本自己真正感興趣、又經歷過一定時間考驗的厚書，義無反顧，投入大塊的時間和精力，有意在這個心不在焉、匆忙膚淺的時代，凝神聚力，從零星的書頁中匯合點滴信息，分析細節，梳理關係，追蹤邏輯，構建全景，欣賞作者的構思和文辭，挑戰並鍛煉自己的專注力、定力和毅力，是一種非常舒服卻又近乎自虐的腦力馬拉松。
厚重的名著，不是薄軟甜膩的輕小說，不是無心呢喃、東拼西湊的網文，也不是一笑了之、過目即忘的綜藝節目或肥皂劇，所以閱讀體驗也像跑馬拉松。比如說，Ron Chernow是位嚴肅史家，卻並非一流的作家，不像David McCullough和Jill Lepore那樣會講故事。他二○○四年出版的漢密爾頓傳，八百多頁的一大坨，小字密密麻麻，蒐羅鈎沉，巨細靡遺，可惜質木無文，令人邊讀邊祈禱漢密爾頓快點死掉。同樣，當《約翰·克利斯多夫》的主人公既用力又擰巴地活了一千二百多頁之後壽終正寢，讀者們大概也都鬆了一口氣。跑這種腦力馬拉松，需要時刻自我激勵：作者寫都寫出來了，早年的作者和譯者還是一字一句寫在或刻在紙草、蠟版、竹簡上的，我難道還讀不完？於是抑制住思緒遄飛，將浮躁推到一邊甩在身後，穩住呼吸頻率，使腦電波如激光一般凝聚於一點，堅持，再堅持，直到終卷。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帝國也不是一天就完犢子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類大書，當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讀完。Woody Allen曾開玩笑說，他學習了速讀術，《戰爭與和平》二十分鐘就翻完了，「就記得說的是俄國的事。」放假之時，瑣事較少，容易集中精力，但不一定將巨著留到假期作衝刺式掃蕩。用認真而輕鬆的心態，午飯時翻幾頁，臨睡前讀幾行，「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每卷約一萬字，以看八卦歷史劇的心情，每日一卷，進度正好。讀大書如此，做大事也無非如此。
將厚重名著搭配輕鬆讀物，就像牛排和沙拉一樣彼此補益。不必鎖定一部書，死啃到頭昏腦脹。我正在讀的清末蔣清翊《王子安集註》有七百八十五頁，這類書更是只能徘徊欣賞，速讀不得。王勃的四六珠玉，蔣氏的苦心箋釋，值得一點點用心品味。為減輕心理和手臂壓力，可以讀電子版。第十代Kindle盈盈一握，能存儲成千上萬冊圖書，將字體放大，行距調寬，屏幕底部的數字會告訴你，以現在的閱讀速度，本章和本書還需多少時間讀完，以及已讀頁數佔全書的百分比。不用太拚，幾個星期下來能讀完上百頁，大有錙銖積累的妙趣。
村上春樹上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篇短文《人們為什麼不讀書了》，說他十幾歲時，也就是六十年代，《卡拉馬佐夫兄弟》、《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多夫》和《靜靜的頓河》分別讀了三遍，「當時只要書有厚度就歡天喜地。」他說那時尚無錄像帶，又買不起太多唱片，體育活動不如當今興盛，比較容易產生讀書的心情，而且當時「不把某種書籍看到一定數量，容易被周圍人瞧不起。」
到了八十年代，「讀書以外的活動豐富多彩。」他自己的閱讀量已減少到少年時的五分之一。在如今這個後智能手機時代，娛樂種類更是應有盡有，且近在手邊，隨時隨地把你的注意力扯遠。我們這一代人被各種聲光電轟炸得神思恍惚，讀書成績比不過前代，良有以也。
如果真的想讀書，又讀不進去，怎麼辦？明代袁宏道說自己「性不耐靜」，坐不住，成天想着遊山玩水，歸來又後悔，自責頑鈍。「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倦，令得呵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擦其鼻，須快醒乃止。婢不如命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
如今，僱人來揪耳朵、敲腦殼，下手還不能太狠，有些奢侈。我們何妨像螞蟻啃骨頭一樣，捧起厚書，決然啃之，如朱熹所說：「書只貴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這位理學大師好像並不很講道理：拿起一本書，讀來讀去，讀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