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着崇敬的心情，來到北京五四大街瞻仰嚮往已久的北大紅樓。這幢落成於一九一八年的百年建築，樓高四層，因外牆用紅磚砌成而得名，在當時青灰一片的四合院群中，格外紅耀亮眼，莊重大氣。

一百年前，紅樓是北京大學文科、校部和圖書館的所在地，從落成的一刻起，紅樓與紅色形影不離，不僅外表的樓體赤紅，內涵也與朝霞映亮晨幕的紅彩極為相似，是近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中國共產黨建黨策劃、籌備和黨組織早期活動的重要場所。

走進紅漆地板，修繕一新的紅樓，首層到三層的六十五間展室，有六間按原樣復原。驚訝地發現，整個首層原來是圖書館的區域，體現了北大創建一流圖書館，營造優雅讀書環境的大手筆，用阿根廷人博爾赫斯的話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紅樓圖書館就是最好的天堂之一。

進出各個展室仔細觀覽，見北大好幾位名人的辦公室設在首層。東南角的圖書館主任室，李大釗曾在此辦公。這間辦公室與其他辦公室的不同之處，是牆邊放一舊藤椅，東面和南面各有一窗，採光充足，滿室亮堂。確實是這樣，這位留八字鬍，戴細框眼鏡的圖書館主任，自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伏案疾筆，寫下《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多篇文論時評，寫倦了，倚在藤椅上歇會兒。他親自上講台，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點亮了師生們心中的燈，與志同道合的陳獨秀等人密議建黨大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最終堅守信念，永不叛黨，大義凜然走上北洋軍閥的絞架。

另一位建黨創始人陳獨秀的辦公室，掛着文科學長室的門牌。這間二層東側朝陽的大辦公室，擺着報架，室中有桌一張，椅幾張，桌上陶瓷茶具若干，可供數人開小會，作書寫用，看得出，北大對這位愛穿西裝的江南才子十分厚待。一九一八年十月，受聘北大的陳獨秀搬入這間辦公室，在這張桌前，「南陳北李」約上張申府、高一涵等人圍桌而談，商議創辦《每周評論》事宜，茗淳談興濃，話到自然成，就這樣，《每周評論》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創刊，編輯部就設在這間辦公室內，與上海遷來的《新青年》等報刊相互呼應，形成進步輿論的格局，對於反帝反封建，弘揚新文化，以及五四運動的產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亦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載體。

首層西側的圖書館閱覽室門旁，擺放着一張書桌，一張靠背椅，桌上有毛筆兩管，墨盒兩件和翻開的宣紙登記簿，這是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時辦公的地方，辦公條件與他人明顯不同。據介紹，這對漆光烏亮的桌椅，加上室內另一張大桌，均是原物。對面四張合併一起的大桌，桌上的報架夾着報紙，讀者就坐在那兒看報。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和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經李大釗幫助，在圖書館謀得這份工作，管理十五種以上的中外文報紙，在一片窸窸窣窣的翻報聲中，登記讀者姓名，填寫卡片等。他還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勤工儉學活動，負責登錄圖書。儘管收入微薄，但好學不倦，旁聽講課，主動與李大釗等名師探討學問和救國救民的道理，「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成為建黨的又一位創始人，日後扛起中國共產黨的大旗，武裝鬥爭打江山，建立了紅色的新中國。

首層東側朝陽一面，有間校長蔡元培的辦公室。四下打量，這裏實在沒甚特別，至多是多了夾着報紙的報架，寫字枱也比別人的考究一些。桌椅後面靠牆的落地書櫃，擺上《墨子春秋》《秋公案》等古籍和大量外文書，這個書櫃不設門，完全敞開，櫃中一目了然，是它的獨特之處。以小見大，聯想到蔡公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也是敞開式的。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他任北大校長，革故鼎新，整頓校風，開放女禁，活躍學術，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校內傳播，還抽出有限的經費，給圖書館購進含社會主義內容的書籍資料，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紅色思潮提供便利。知人善用，力邀「民族脊樑」魯迅作兼職講師，來校授課。在他寬容有度的「掌門」期間，北大湧現的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成為最富有朝氣的高等學府。

還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聯絡人、北京共產黨小組的主要籌建者張申府所在的登錄室，一桌配雙椅，兩個人可面對面做事，旁邊即是李大釗的主任室。這些按原樣復原的名人辦公室，大多設在圖書館區域，一是職務使然，他們多數人的工作崗位就在圖書館。二是身兼校內進步報刊的主筆或編輯，能靜心撰稿，查找資料也方便。三是能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了解他們的讀與思，引導學生「讀書不忘救國」。

不老的北大紅樓，不老的名人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