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洞燭先機的智者往往是從經濟的起伏湧動中，敏銳感知到國運隆替和世界格局的演變之兆。把握住經濟的周期性規律，就是扼住了近代以來世界史的關鍵脈搏。作為市場沉浮多年數次成功駕馭危機、也曾一度破產最終東山再起的投資巨擘，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跌宕起伏的傳奇職業生涯本身就是周期峰谷的真實寫照，其對經濟周期的關注和研究也由來已久。

達利歐的新書《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從文明演進的視角出發，以全球史的視野鳥瞰經濟周期的輪轉。他沉潛於卷帙浩繁的案例文本之中，又跳脫於學科界限和單一分析框架之外，將千頭萬緒的世界文明史，以貨幣和信貸政策周期演變為線索，貫串起其亂如麻的拐點事件，同時遊刃有餘地將翔實的數據圖表點綴其間，讓讀者懷着殷鑒不遠的歷史凝思掩卷沉思，鑒往知來。

這種從經濟周期視角解讀歷史變遷的研究路徑，對內地讀者朋友們而言應該毫不陌生，甚至頗有共鳴。對於中國人來說，時間是周而復始的。它是一幅交織着四季輪迴、陰陽交替和王朝興廢的織錦。與西方哲學家所秉持的「人不能兩次趟過同一條河」的更為線性的時間觀相反，這種循環的概念使中國人更傾向於接受經濟周期理論。自古以來，《易經》《史記》《鹽鐵論》等中國典籍對古代農耕經濟的周期性循環多有論述，遠早於傑文斯提出太陽黑子理論，從而引發了西方對經濟周期的潛心研究。而隨着西方近現代經濟周期研究領域流派叢生、新義迭呈，並日漸引發國內市場重視。

周期根植經濟運行內在動力

「周期」一詞代表規律性，意味着經濟變量圍繞長期趨勢波動，並具有明確的長度和幅度。經濟變量普遍性的反覆漲落，構成循環往復的經濟周期；經濟周期的首尾相繼，聯結世界經濟的歷史軌跡。周期本身根植於經濟運行的內在動力。在過去數年間，筆者率先對中國經濟和市場周期進行了深入的量化研究。這種對中國市場周期的理解，引領我們在重要的市場拐點，做出了一系列有先見之明的判斷。

通過借鑒傳承數千年的中國古典哲學，我們不斷更新我們的中國經濟周期理論和量化模型，考察的時間維度從中短期逐步擴展到長期。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名言：「每一個高階周期都是由次高階周期的趨勢構建形成的」，那麼短周期和中周期應該相互結合，共同作用以構建經濟的運行方向。任何周期模型的意義都在於評估和預測許多人難以察覺的潛在趨勢，以及拐點的大致時間，尤其是從市場參與者的角度出發。

不過即便與一甲子為一輪迴的康波周期相比，達利歐考察的時間維度顯然更加宏大且雄心勃勃。他在書中將大周期定義為「具有周期性和相關性的上行或下行變化」，其中着重關注長期債務和資本市場周期（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取決於合作程度和財富和權力鬥爭，後者主要源於財富和價值鴻溝），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取決於現有大國在財富和權力鬥爭中的競爭力）。這三個至關重要的周期與創新和天災，一併構成了五大決定力量，它們與其餘13個指標共同組成了支配國家盛衰質變的決定因素，鑄就了一個可橫跨百年的巨大「興衰周期」。

誠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言：人們從歷史中唯一汲取的教訓，就是人們不會汲取任何歷史教訓。歷史幽微曲折之處甚多，現實難以素描之處不少。不過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也曾說，歷史往往會重複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經濟與歷史、政治、哲學膠葛甚深，這也是為什麼筆者一直堅信研究歷史很重要。歷史往往會重複，因為人性如山嶽般古老。

如此悠長的時間跨度，普通人大多窮極一生也無法經歷完整的興衰周期，這使得達利歐在慨嘆人生短促難以識得廬山真面的同時，也深感以史為鏡、洞鑒古今的必要性。這位與中國淵源深厚的投資家注意到，中國「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文化傳統，因此在考察過去500年全球文明史，尤其是關注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荷蘭、英國和美國）興衰周期的基礎上，從經濟角度專門梳理了中國過去1400年的王朝史。正如歷朝歷代的先哲們，從未放棄對中國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上下求索，達利歐也寄望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文本和精密的數據分析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演變機理。

中國踏上崛起的康莊大道

毋庸置疑，在此前的世界經濟版圖中，古代中國曾長期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憑藉一騎絕塵的經濟規模獨領風騷數千年，其經濟周期的輪轉與王朝的治亂更替互為映射。隨着清末神州陸沉、國運式微，中國在歷經「百年屈辱」後終於踏上崛起的康莊大道。這一國家命運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研究興衰周期獨一無二的範例。

對歷史的量化審視最終目的是為妥適地配置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現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語境下，這一研究思路無疑恰合時宜又成當務之急。達利歐觀察到自20世紀以來存在兩個囊括繁榮、蕭條、戰爭和新秩序的大周期，而我們目前似乎正處於第二個大周期的後期階段。他總結歷史洪流中大國興衰的覆車之鑒，發現在下行階段，擁有儲備貨幣的現有大國因其「過分的特權」而往往債台高築，不得不選擇增發貨幣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和通脹上漲。在這一背景下，貧富差距、政治鴻溝、宗教和種族矛盾日益擴大激化，內部秩序面臨着不破不立的挑戰，而當崛起的國際對手有能力挑戰衰落的大國和現行世界秩序時，發生重大國際衝突的風險將陡然上升。一旦現有大國的儲備貨幣和債務的債權人對其喪失信心，並開始拋售這些貨幣和債務，則標誌着大周期的壽終正寢。當負債、內戰／國內革命、國外戰爭、對貨幣失去信心等紛繁複雜的因素交織纏繞，世界秩序的改變通常近在咫尺。

美大水漫灌推高通脹風險

這一近乎冷峻的歷史觀和克制的筆觸，似乎都指向我們正在經歷的觸目驚心的事實，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令這一切雪上加霜。疫情爆發以來，達利歐為美聯儲大水漫灌下通脹飆升、貨幣貶值的風險奔走疾呼，他在書中亦指出「貨幣價值」是目前為大多數人所忽視最大的長遠風險。作為美國繁榮時期白手起家、享受周期上行紅利的典範，達利歐直言不諱地表示，中美現正處於此消彼長的兩個階段，兩國從制度到國力的全方位對抗，似乎難以避免。這也解釋了他為何不惜筆墨，大篇幅分析比較二者迥異的文化基因和價值取向，力求找出各自甘願不計代價決一死戰的底線議題所在，同時藉由這一比較研究成果，他迫切希望向讀者傳遞出「治不必同，期於利民」的和諧發展理念。未來10年裏，他相信最重要的動態是短期債務周期（也稱為商業周期）、內部政治周期及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和相互依賴程度的降低，這其中台海問題是中美不可調和的首要分歧所在。

誠然，預測是困難的，尤其是一葉知秋、洞察未來的時候。儘管根據達利歐的預測模型，中美衝突的規模比正常水平高出一個標準差，中美衝突指數也透露出令人不安的大幅上揚信號，這位眼光獨到的投資人言辭懇切地強調，目前兩國的內部鬥爭和挑戰比外部爭端更茲事體大，也更迫在眉睫，畢竟「我們最大的戰爭是與我們自己的戰爭」。我相信唯有懷抱着這樣的認識，我們方能在大國博弈、秩序重整的風口浪尖中用更理性的目光審視國內諸多「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政策動向，真正理解「共同富裕」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