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二遍讀完《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時，手機新聞彈出一條簡訊：「俄烏雙方正向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集結部隊，專家警告當地可能爆發本次衝突以來的最大規模戰役。」點開新聞，看到一個數據：「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2月24日至4月11日期間，近455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由於烏政府禁止18至60歲男子離境，約九成難民是婦孺。《紐約時報》披露，數以千計不願參軍的烏克蘭男子通過非法途徑逃到波蘭、匈牙利、摩爾多瓦等國。」

自今年2月以來，每天接收俄烏衝突的新聞信息，與這本書形成了緊密的時空聯繫。戰亂與苦難始終相連，也讓我與作者、與編輯有了情感上的共通之處。\伊 果

每一次閱讀都是偶然。我第一次打開這本書是在今年2月的一個深夜。作者試圖用少得可憐的線索和單薄的回憶調查母親及其家族的歷史。隨時要中斷的線索，讓人懷疑這本書的內容還能推進嗎？第二天醒來，我看到了一條全世界都關注的新聞：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烏克蘭局勢驟然緊張，戰爭陰雲密布，似有一觸即發之勢。

接下來一個多月，全球各大通訊社、社交平台等眼花繚亂的信息「轟炸」着我們的神經，但都是即時的、片面的、充滿預設立場的內容。很多人在死亡，很多人在妻離子散，自媒體的旁觀者視角讓戰爭好像變得近了，又好像變得遙遠了。局勢還在發展。

似乎是為彌補現實中戰爭的不可預測性，這本《她來自馬里烏波爾》呈現了一個烏克蘭家族所經歷的戰亂。已知的故事和未知的現實雜糅，好幾個深夜讓我夜不能寐：烏克蘭這個長久以來為苦難和戰火所浸泡、命運屢次掌握在別人手中的國家，又一次陷入炮火之中。很不幸，馬里烏波爾恰好處在戰爭風暴的中心。

謎一般的家族史

作者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是一個「東方勞工」的女兒，1945年生於德國戰後「流人營」。在娜塔莎·沃丁10歲時，她的母親自沉雷格尼茨河，年僅36歲，留給娜塔莎唯一的信息是她來自馬里烏波爾，1943年作為強制勞工被驅離烏克蘭前往德國。

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50萬烏克蘭婦女到德國從事家政服務。隨後從還有男性勞力的國家進口奴隸勞工，特別是蘇聯，其中烏克蘭群體最為龐大。因蘇聯在德國以東，便稱其為「東方勞工」。他們靠勞動躲過了滅絕和屠殺，卻在奴役中被折磨致死，當年行動的規模如此之巨，然而他們的數量至今仍是謎團。

依靠互聯網和關鍵人物的幫助，娜塔莎·沃丁花費好多年時間了解了母親家族的故事。如迷宮中探險，但最後有如神助一般，將支離破碎的家庭樹拼接起來。她發現，母親並非籍籍無名之人，而是來自烏克蘭有名望的希臘裔和意大利裔聯姻而成的貴族。娜塔莎的哥哥是與當時烏克蘭總統同進同出的當紅歌唱家，父親是忠實的布爾什維克，姨母是烏克蘭第一個創辦女子中學的先驅，曾外祖父是第一個環遊非洲的意大利人……

娜塔莎·沃丁猶如一位攝影師，常年在暗房中對膠片顯影，終於使潛影─早已在她生命中消失的母親的家族，轉化為可見的牢固影像，母親家族龐大交錯的譜系圖終於在她手中慢慢顯露出全景。她的家族經歷了俄國革命、內戰、烏克蘭大饑荒、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戰……每位家族成員只是澎湃時代大海裏的一粒沙，被裹挾，被吞沒，一個個暗淡離場。

娜塔莎·沃丁又像一名偵探，顧左右而言他，虛實難辨。誠如書中所言，20世紀的反覆動盪使她還是小女孩時就習慣了語焉不詳，半遮半掩，答非所問，以此來保護自己。姨母莉迪婭80歲寫的回憶錄幾乎佔據整版書的一半篇幅，記憶的準確性頗令人懷疑，作者是否進行了再次創作亦值得玩味和揣摩。如此具有戲劇性的非虛構寫作，就像魔幻的、虛實難辨的文字迷宮。所以，萊比錫圖書獎將此書列入小說類，而中文簡體版則放在了非虛構分類。

身為作家的責任

所以，第一次讀罷，我一度沉浸在虛實難辨的魔幻感之中。俄烏衝突還在繼續，馬里烏波爾就是激戰區。經過一個多月拉鋸，這座海濱城市已成廢墟。作為世界上最淺的海─亞速海的沿岸港口城市，此時不會有細軟的沙灘、種植葡萄的山丘和無邊無際的向日葵田地。俄烏衝突之後，數百萬逃離家園的烏克蘭婦人及他們的子女，家族記憶會不會從此支離破碎？我不知道。文化理論家蘇珊·桑塔格說：最有價值的閱讀是重讀。俄烏衝突仍未停歇，發生在基輔市郊的布查鎮慘案引起國際社會譴責。戰爭中，平民的命運總是以死亡這樣慘烈的方式才能被世界看見，卻是面目模糊、疑雲密布。重讀本書時，我匆匆翻過這場世界級的戰爭災難背景，着重重讀兩位女性故事：母親和姨母。

作家對母親感性地回憶集中在全書的最後。娜塔莎·沃丁出生於1945年，在與母親相處的短短十年間，親眼見證了戰爭給母親、給家庭、給人類帶來的絕望，母親離開流亡營流離失所、擔驚受怕的恐怖歲月，居無定所、艱難求生操持一家人的生活，越往下讀、越接近「那一天」─投河的日子。這份絕望，幾乎要衝破書紙，撞得人心碎了。

此時，才理解作者寫的這句話：「母親跟我一直以來認為的完全不是同一個人，而我自己也不是我認為的那個自己。」通過這次尋找，母親從曾經的陌生人成了一個新的陌生人─一位有情有愛、有過夢想和歡笑的女性。作為女兒，應該感到慰藉吧─她的媽媽首先是葉夫根尼婭。

作者的姨母莉迪婭是一個與母親的性格及命運完全相反的女性，也是家族成員中最吸引我的人。她在80歲高齡寫下的一本回憶錄，讓我們看到了她的一生：

她性格倔強，堅韌果敢，是書中最富有抗爭精神的人。不僅用小聰明通過了大學的面試─假裝不會俄語，逼着教授用烏克蘭語提問，帶着黑色幽默的靈光閃現，而且一輩子都在拚盡全力讓自己的人生走向光明。她是烏克蘭第一個創辦女子中學的先驅，生命力強大到能夠挨過西伯利亞流放。在這個沒有屋頂的「大監獄」，莉迪婭結婚，懷孕，做老師。她面對的學生都是沒有自己真正姓名的流放少年，叫「伊萬諾夫1號」「伊萬諾夫2號」……小小年紀已經是罪犯，甚至是殺人犯。憑着倔強和機智，她以攻為守，最終被這群壞學生「溫柔地對待」，既是她個人人性光芒的閃耀，又是教育的力量在極寒之地的綻放。

但莉迪婭所在的時代，「是一個被極度束縛的世界，是所謂『壓縮的』時代。她原本認為，只有空氣和乾草才能被壓縮，但是後來發現─原來人也能被壓縮。」長期的磨難，使她成了歷史的犧牲品，身上刻滿了時代的烙印。

重讀讓我更加認定，娜塔莎·沃丁是一名優秀的作家。作家的身份讓她更為敏感地追尋歷史的真相。有太多書寫猶太人在「二戰」遭到屠殺，但沒有書寫「東方勞工」的遭遇。強制勞工營有20萬甚至更多嬰兒剛出生後就被送進了死亡室，恐怕沒有幾個孩子能夠最終成長為作家。作家的責任感，也是她揭開這段歷史的動力吧。

重讀著作的意義

有些書是必要的，當你讀它們的時候，你知道你還會重讀；有些書激發的不只是重讀，還有更廣泛的閱讀。我迅速找來了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幾本紀實文學：《二手時間》、《鋅皮娃娃兵》、《戰爭中沒有女性》─她的書裏有蘇聯的歷史，普通人的記憶、家族的真相；我還找到奧地利作家維克多·弗蘭克的《活出生命的意義》。弗蘭克爾不但超越了這煉獄般的痛苦，更將自己的經驗與學術結合，開創了意義療法，他一生對生命充滿了極大的熱情，67歲仍開始學習駕駛飛機，並在幾個月後領到駕照。一直到80歲還登上了阿爾卑斯山。

雖然閱讀讓我們明白，人類似乎從來就不會長記性，悲劇從來都會重演，但閱讀亦是一種訓練，讓我們在閱讀中拒絕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