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的艱苦探索和全球化嘗試，部分後發國家通過發揮後發優勢，積累了比較好的工業基礎，成為了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重要一環。但隨着科技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傳統的工業基礎和製造優勢已見衰退，長此以往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發展陷阱」。作為後發國家，不僅要緊跟國際科技前沿發展，加快建立自主和自立的科技創新體系，而且應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的重要窗口期積極拓展新的增長空間。
由於技術門檻的限制和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需要，早期後發國家的技術模仿主要集中於中低端領域，其工業化通常依託兩種路徑：一是後發國家主動引進技術、學習先發國家制度和教育等，訓練早期的技術工人，建立工廠制模式，搭建起較為初步的工業化體系；二是後發國家被迫打開國內市場接納先發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轉移，以原材料、勞動力資源或土地等發揮比較優勢，進而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一定的工業化基礎。後發優勢被證明在早期的工業化時期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尤其是對缺乏原始資本積累的國家而言，在技術模仿中建立起基本的製造業基礎，也為後期的技術創新迭代提供了物質基礎，並培育了熟練技術勞動者。
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韓國，70年代的中國、越南，以及90年代的印度等作為後發國家，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通過早期的技術引進和製造能力學習實現經濟增長。這些後發國家不僅善於捕捉機遇且實施開放政策，融入全球化進程，而且在產業轉移和技術迭代上善於學習和創新。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不僅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1991年至201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年均值超過10.5%，製造業增加值更是連續十二年位居世界首位。印度在工業化進程中同樣採取了技術學習路線。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印度逐步轉向開放，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而加快融入市場經濟。90年代，印度開啟全面經濟改革，將自身的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等充分利用，吸引發達國家投資設廠，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
全球科技競爭加劇
後發國家在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時，既可以較快地啟動初級產業發展，迅速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同時也能夠利用國際貿易分工獲得比較可靠的外匯，進而為擴大生產和深化國際貿易提供原始資本。日本、韓國均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實現起飛，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分工的優勢，很快就促進了經濟增長，並逐步成為國際貿易分工的重要鏈條。在此過程中，日韓等後發國家並未局限於低端商品出口，而是積極謀求科技自主創新，在半導體、汽車及高端製造方面持續發力，積蓄了更大的發展潛能，扭轉了後發國家的劣勢。因此，後發國家要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應緊跟前沿科技革命和工業化發展進程、持續優化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深挖經濟增長潛力。
考慮後發國家的後發劣勢問題，不能脫離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後發劣勢的形成往往具有很強外溢效應，由於全球分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及地緣政治影響，後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受限，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後發劣勢。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技術創新、知識產權的比較優勢較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擁有絕對的話語權，通過關稅壁壘、綠色壁壘、貿易歧視等各種形式限制後發國家的發展。「逆全球化」思潮下，發達國家制定了嚴厲的專利保護與產業競爭政策，使得後發國家在自主創新層面很難實現更大突破，遭遇發展瓶頸。後發國家如果仍維持在中低端產業鏈的科技水平，或者缺乏核心創新能力，將很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獲得發展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S.Phelps）（2021）研究發現，20世紀70年代後，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普遍放緩，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科技（IT）革命時期，自主創新的表現卻差強人意，遠低於20世紀50-60年代的水平，證明IT行業並未體現出更為強勁的創新活力。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引領下，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大量出現，許多工種正被這些先進的智能設備所替代。近年來，全球人口紅利的消退加快，加之工資上漲和福利增加，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後發國家依靠傳統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獲得的價值收益也在下降，轉型迫在眉睫。
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近年來也推出了龐大的科技創新計劃，全球科技競爭加劇。2021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的《第六期科學技術創新基本計劃》制定了增強國家彈性和安全、強化知識前沿和科研實力、培育人才等方面的科技創新政策，計劃未來5年研發投資總額預計達235億美元，官民研發投資總額預計達940億美元。同年5月，韓國政府發布了以綜合半導體強國為目標的產業發展戰略，計劃未來十年半導體產業總投資規模將達到約合4500億美元，力爭在韓國建成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引領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2022年2月，美國政府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獲眾議院通過，提出為半導體產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具體用途為包括半導體製造、汽車和電腦關鍵部件的研究。
國際協作不可或缺
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爭相加強科技發展進程。後發國家依賴技術引進和模仿學習的路徑愈發狹窄，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大背景下，短期內又很難在芯片、集成電路、半導體、新材料等高科技創新領域實現創新，過去所依賴的優勢產業也面臨創新停滯的風險。另一方面，部分早期發展較快的後發國家急需產業升級，但由於全要素生產率偏低，體制機制層面的障礙增加，有可能演變為後發劣勢。因此，後發國家除了加強本土技術創新外，還應從制度創新層面花大力氣，尋求新的突破，否則很難保持比較穩定的經濟增速。
從國際經驗來看，小部分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陷阱」的國家普遍在科技創新領域建立起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在尋求轉型和創新對的過程中推動了產業升級。但多數後發國家在經歷了一定時期的經濟中高速增長後，即因缺乏科技創新而喪失了發展活力。目前，部分後發國家逐漸意識到了科技創新落後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
譬如2022年5月，越南頒布的《至2030年科技創新與發展戰略》提出，發揮科技創新在發展優勢產業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工製造業為重點，朝着現代化方向調整經濟結構，到2030年將越南打造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2030年高科技工業產品價值佔加工製造業的比重至少達45%。又如印度在2010年建立了國家創新委員會（NIC）並在各邦州設立分支機構，制定創新圖；2014年，印度工商聯合會發布《印度高等教育2030願景》，為印度科技創新培育人才。印度電子和半導體協會（IESA）數據顯示，預計到2025年印度半導體產業規模將超過320億美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研發經費增長貢獻明顯，貢獻率高達66.6%，2005年至2015年發展中國家研發經費佔全球比重從24.1%升至39.7%，發達國家比重則從73.6%降至58.5%。面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的趨勢，後發國家在科技創新的競爭也存在不少的短板，而發達國家並未放棄高科技領域的地位。除了基礎研究領域的基礎薄弱等不利因素，後發國家在科技創新的成果轉化、知識產權保護、產業和研究協同、市場開發等方面仍有短板，一些後發國家的科技創新依附於發達國家產業鏈和外資，在諸如量子科技、半導體芯片、集成電路等前沿領域仍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吸引更多國際頂尖人才。未來如何平衡科技自主創新與國際協作將是關鍵。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