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皇家園林邱園（Kew Gardens），有幾棵與眾不同的樹，每逢花季來臨，枝頭上白色花瓣便在綠葉中隨風擺動，遠遠望去彷彿是一群展翅的白鴿，這就是有「植物界大熊貓」之稱的鴿子樹，它的故鄉在遙遠的中國。

說起鴿子樹為何落戶英國，背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一百多年前，英國人亨特·威爾遜受邱園的派遣，專程前往中國尋找一種名叫珙桐的野生樹木，那是二、三萬年前冰川時期地球上倖存的植物之一，和大熊貓一樣，是中國獨有的珍稀物種，也是西方植物界夢寐以求的「東方活化石」。

英國學者羅伊·布里格斯在《中國威爾遜》一書中提到，威爾遜抵達中國後，根據前人的記載深入西部叢山峻嶺，輾轉多個省份，卻始終找不到珙桐的蹤影，正當他準備放棄之際，在湖北長陽的一處叢林中，遠遠便看到一棵奇特的樹木，樹上好像無數隻白鴿在翩翩起舞，這不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珙桐嗎？一九○三年，威爾遜將珙桐引種到邱園，深受當地人喜愛，人們親切地稱它為「中國鴿子樹」，如今該樹已成為英國乃至歐洲的重要觀賞樹木。

實際上，威爾遜在西方植物界擁有顯赫的地位，在今天世界已知植物名錄中，有二百多種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這一切要歸功於他二十世紀初的四次中國之行，在十一年間他於西部地區採集了數千種植物，包括中國杜鵑、迎春花、小葉薔薇等知名觀賞花。例如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阿諾德樹木園中，有許多丁香花品種就是他從中國引種的，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被稱作「紫丁香星期天」。另外，他在湖北還發現了中華獼猴桃，外國人把這種毛茸茸的果子叫「威爾遜中國醋栗」，後來被帶到新西蘭，成為今天商業化種植的著名水果奇異果（kiwifruit）。

對於在中國的驚奇發現，威爾遜在他所著的《中國──園林之母》書中寫道：「在四川康定發現一種華麗的花，開着巨大球形的、向內彎曲的亮黃色花朵，在山坡上盛開，綿延好幾英里，千朵萬朵無與倫比，呈現一片宏偉的景觀，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奢華的地方了！」他的感嘆恐怕還來自於採集植物帶給他的名利雙收，當他第一次來到中國西部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園丁，而四次中國之行後，他已聲名顯赫，並且獲得邱園支付的高達數百英鎊的總酬金，是當時英國一個中等家庭二十年的收入。

威爾遜的功成名就，也離不開十九世紀園藝在英國的盛行，欣賞從遙遠異鄉帶回來的奇花異草，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但一百多年前，整個英倫三島所有植物總數只有區區的一千五百種，本國植物的稀缺，對域外植物的渴望，催生了不少和威爾遜一樣專門在世界各地採集花木的人，他們被統稱為「植物獵人」（plant hunter），但毫無疑問植被豐富的中國成了主要採集地，僅邱園裏引種自中國的植物就超過五千種，威爾遜稱中國是「園林之母」並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量中國植物在十九世紀已經引入西方園林，因此人們認為未知的植物品種不會太多了，但威爾遜的發現燃起了西方園藝界對中國植物資源的濃厚興趣，中國西南的廣袤深山峽谷，無疑是一處遠未開發的神秘寶藏，成為大批植物獵人的目標。

比如來自蘇格蘭的喬治·福里斯特，受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派遣，先後六次前往中國西南收集珍奇植物，他以雲南騰沖為基地對周邊山區的植物進行了系統調查和採集，為方便工作他學習漢語，甚至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叫傅禮士。多年來他共將三萬多件植物樣本帶回英國，其中包括一九三一年他發現的世界上最大品種：大樹杜鵑，當時他讓人砍下一株高達二十七米的大樹杜鵑，並將三米多高的橫截面寄回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該植物標本現存放於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大樹杜鵑極為稀少，中國植物學家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重新發現大樹杜鵑的群落。

這也引發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趁當時中國處於戰亂，打着科學的名義擅自運走甚至破壞珍貴植物，他們究竟是「植物獵人」還是「採花大盜」？就像另一個替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工作的蘇格蘭人福鈞，在英國殖民機構東印度公司資助下，多次前往中國西南採集茶樹並成功在印度北部山地種植，而且還偷走了茶葉製作的工藝，他的行為與強盜無異。

邱園從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其作為大英帝國在世界各地植物園的神經中樞，曾積極協調在殖民地種植被「植物獵人」發現的新作物。例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原產南美洲的金雞納樹被移植到印度，摧毀了南美洲人從樹皮中提煉抗瘧疾藥物奎寧的產業。在七十年代，巴西橡膠樹種子被偷運到馬來西亞並種植成功，對巴西橡膠業也是一場災難。

客觀講「植物獵人」對人類發現和認識自然界，帶動全球植物大遷徙存在正面意義，但收集植物過程中巧取豪奪的性質，以及在對待原產地物種上的種族主義態度，均需檢討和反思，這樣才能像邱園之前發表的《變革宣言》所說，要真誠對園內龐大收藏「去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