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中的飲食書寫常常被視作打開社會世態人情的一把鑰匙。作為擅長為時代造像的作家，葛亮繼《朱雀》《北鳶》之後，歷時五年完成最新長篇小說《燕食記》。這次，他選擇以「吃」為切口，筆觸深入二十世紀嶺南地區的聚散流徙，藉關於美食的跌宕故事，為讀者描摹一幅百年世景人文畫卷。在他看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飲食，就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而身為小說家，就是要「陪伴讀者，以當代人的視角審視歷史，與讀者一同感受歷史的多樣性。」\大公報記者 管 樂、劉 毅

「『飲茶』和『點心』，可謂是嶺南飲食文化最為接近民生的部分。前者是表，關乎情感與日常的儀式；後者是裏，確實是紛呈的『好吃』所在。」葛亮在小說自序〈食啲乜〉篇首便提及嶺南飲食文化的精粹所在。於是，開篇從「我」準備做一個茶樓文化的研究項目講起，不料聽聞香港百年老字號同欽樓即將結業，又得知一班老夥計打算盤下店面，尋訪過程中，同欽樓已退休的主廚榮貽生師傅道出茶樓的興衰往事。

以飲食為主線串連

《燕食記》全書分為上下闕。上闕起筆於廣州得月閣，沿廣東飲食文化的發展線索，揭開榮貽生的傳奇身世，以其個人成長與鍛造，見證辛亥革命以來，粵港先後經歷的諸如抗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時代風雲變幻。下闕流轉到香港，以陳五舉為講述核心，他曾是榮師傅最為得意的弟子，一度被視為傳承蓮蓉點心絕技的傳人。然而，因與上海本幫菜館的女少東相戀，毅然選擇離開師傅，在以後的數十年內協助岳父撐起一爿家業。整部小說通過師徒二人大半個世紀的跌宕，以飲食為主線，勾連起粵港兩地的歷史脈絡。

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為《燕食記》「從嶺南飲食風物着眼，寫出大灣區世紀滄桑」。對此，葛亮說道：「榮師傅和五舉經歷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節點。前者出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之初的廣東，這在當時是一個時代的開啟，他的人生必然就伴隨着之後的一系列社會變革。五舉身在香港，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八十年代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一系列大事件。這些時代因子，對於個人命運都起到了微妙的輻射。」於葛亮而言，個體與時代是互為折射、互相成全的關係，無論英雄，抑或平凡人物，最終都歸於人之常情，回到溫暖與煙火氣中。

「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透過不同的切口，帶讀者進入到歷史本身。在非虛構與虛構之間，讓那些活在歷史紀錄中的傳奇人物，更多地擁有『人』的溫暖。」葛亮認為，「小說家不是教育家，不應剝奪讀者對歷史做結論的空間。他應該要陪伴讀者，以當代人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讀者共同感受歷史的多樣性。」

「常與變」的辯證關係

「中國人的那點子道理，都在這吃裏頭了。」這是《北鳶》中主人公文笙的母親孟昭如說的話。小說裏，這話說的是中國人在飲食上善待「意外」的態度，即重視傳統也不能慢待改革，探討的是「常與變」的辯證關係。而「常與變」正是葛亮在小說中一直致力表達的一個主題。

「《北鳶》講的是民國知識分子在經歷辛亥革命、廢除科舉制度之後，必然要做出的一種個人選擇，這種選擇既是自己的，也是因應時代變化的，所以你會看到有的人轉型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的棄仕從商，有的從事教育教學。到了《燕食記》，這種『常與變』就表現得更為直觀。」葛亮解釋道。

首先，「常與變」體現在中國的食物之中，「中國有很多食物，除了維持『常』的特質外，更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變』。比如安徽毛豆腐、益陽松花蛋，再到鎮江肴肉，『變』的部分增加了食物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這點也十分應和嶺南文化的包容性。就香港來說，在飲食上，世界各地的美食匯聚在此，落地生根，這背後其實是文化的匯聚、價值觀的融合和碰撞。」

「常與變」還體現在榮師傅與五舉師徒二人身上。所謂「常」，是守得住手藝，榮師傅的百年茶樓得以薪火相傳，但要脫穎而出，就得求「變」，「徒弟充滿『變』的意氣，他不想再走師傅的老路，後來成了上海本幫菜傳人。」不光飲食、技藝如此，時代的發展亦然。在葛亮的筆下，這對師徒的人生經歷，他們和時代間的交融，乃至在各自領域對飲食的貢獻，都映射出粵港兩地的文化共識：共同的語言，歷史的融合，求同存異的進程中，派生出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

〈食啲乜〉中寫道：「只看粵廣的脈脈時光，自辛亥始，便有一派蒼茫氣象。其後東征、南征、北伐，烽火輾轉、變局紛至沓來，歷史亦隨之且行且進。」再流轉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騰飛，巨變如浪，「提供了很多機遇，順應時勢，新的舊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來的，一邊角力，一邊碰撞，一邊融合。」這些都對應着香港社會的發展。回到飲食本身，南來北往的食客在這裏大快朵頤。這也是葛亮想藉小說要表達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經歷、背景、立場，但坐到一桌，品嘗同一種食物，味蕾蕩漾起一模一樣的氣息，大家不禁心下釋然。這就是食物促成的共識。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選擇以食物為切口，因為它是一張文化名片，代表着粵食的包容性。南來北往的人能吃到一塊兒。」

《燕食記》有多種解讀

專訪時，記者問及《燕食記》是否是與《朱雀》《北鳶》並稱為「中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葛亮回應道，正如自己寫這本小說的心態是開放包容的，《燕食記》可以有多種解讀，「寫作時，我並不拘泥於《朱雀》《北鳶》的輪廓，而是全面深入展示嶺南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在地理側重上，《朱雀》描寫的是江南，《北鳶》主要寫中原，而到了《燕食記》，反映的是我對香港這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城市的一種書寫。」

事實上，這並非葛亮第一次書寫香港。二○一七年他在短篇小說集《浣熊》中就寫道：「這城市的繁華，轉過身去，仍然有着許多的故事，是在華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暗淡。當然也有許多的和暖，隱約其詞，等待你去觸摸。」如今，在創作這部五百多頁、四十多萬字的大體量小說時，他告訴大公報記者：「無論是情感積澱，還是對這方水土的了解、文化脈絡的挖掘，我都做了充分準備後才開始動筆。這是我用文學的形式回饋這方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