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在世界經濟增速普遍疲弱與全域性通脹持續蔓延的背景下，全球整體貿易表現邊際放緩，主要貿易出口國對外貿易表現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具體表現為製造業出口國貿易順差縮小，甚至出現貿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國貿易順差增加。筆者認為，製造業出口國貿易順差縮小只是表象，以量補價與價格傳導的機制受阻是管道，而產業鏈供需兩端對外依賴程度則是底層原因。

從貿易鏈的角度來看，「以量補價」的管道不暢。今年由於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且幅度加大，美元指數一路高企，致使非美元貨幣普遍貶值。基於出口價格的角度，儘管非美國家對美國可能出口價格相對降低，增加了出口商品競爭力，但是由於非美貨幣普遍貶值，故而對非美國家出口價格，仍是取決於兩國本幣的相對匯率，價格優勢並不能完全展現。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元升值，本國出口貨品價格對美元雖略佔優勢，但這是基於「以量補價」的管道暢通的理想情況而言。然而，今年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衰退預期不斷升高，直接削弱了對於進口產品的需求，「以量補價」並不總是成立，出口量下降（周邊需求）與出口價格降低（匯率）或將同時出現。

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上下游價格傳導不暢。由於能源／原材料進口依賴較高的製造業國家受制於大宗商品的高企，致使原材料價格一路攀升，上游行業產品也隨之漲價，使得中下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着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在此背景下，由於價格傳導機制失敗，對於處於中下游外貿企業而言，出口價格上漲幅度遠不及進口原材料價格上漲幅度。與此同時，經濟增速放緩引發的內外需求疲弱，又進一步削弱了中下游企業的定價能力。在來自成本與收入的雙重壓力之下，壓縮了中小企業利潤。不僅如此，出口企業還面臨人力成本上升、運輸受阻、航運成本提升、匯率波動加劇等因素，給出口企業帶來更大壓力。

從供給端來看，此輪疫情引發的新供給衝擊從實體層面（供應鏈受阻）與心理層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在從舊均衡點向新均衡點移動的過程中，要素進口依賴國因供應鏈瓶頸和貿易保護主義（如大宗出口國的能源保護和糧食保護主義）難以獲得生產原料，不得不面臨生產資料價格高企。以成本推動為主的結構性通脹與地緣政治動盪造成的生產側失序，使得生產資料進口依賴國進口商品價格比出口商品價格上升更快，貿易條件隨着通脹抬升而惡化。

從需求端來看，跨境物流受阻會影響外貿訂單交付，貿易保護主義迫使最終產品進口國尋找其他國家製造品替代或者是本國製造替代。總的來看，出口國產品滯銷，進口國產品價格高企，是以犧牲社會總福利的非帕累托改變。

量寬退潮危機盡顯

此外，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採用擴張性財政希冀刺激經濟實現復甦，但長期的擴張性支出短期增加了各國的債務負擔，長期則透支了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加劇了貿易失衡。疫情初期，大量湧入的流動性雖然推高了股市，形成經濟失速陰影下的資本盛宴，但潛在的問題卻在潮水褪去之後逐漸顯現：一方面，根據筆者研究，政府債務比重突破門限值後，不僅對於經濟的助力呈下降趨勢，而且有着推升通貨膨脹的作用；另一方面，長期且過度擴張的財政將惡化貿易平衡條件，尤其是在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的經濟體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於貿易平衡的衝擊強且影響時間久。

因此，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緩、對外出口增長下滑、貿易條件惡化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困擾，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合理地實現兼顧與平衡，而這也恰好能夠說明了為什麼在周邊波動紛擾之際，宏觀審慎政策如此必要及有效。新供給衝擊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需求側政策效力有限，沒有一勞永逸之策，而宏觀政策的制定只能夠針對現實情況兩害相權取其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