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指過去遺留下來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實物，古代藝術品若具歷史研究價值皆為文物。

文物具研究（歷史）價值、藝術（創意美感）價值及文化政治（民族源流）價值。文物離不開社群，社群亦離不開文物的聯繫和記憶作用。

宋徽宗本人是藝術家，其瘦金體書法留名於世，所推動編製的《宣和殿博古圖》將所藏的古代禮器摹拓記錄下來，具文物的價值。金石學的研究也由此大盛，這種行為乃對文物的保護而非收藏；蘇東坡的朋友時任湖州太守的孫覺，將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的古代碑刻集中一起，建一亭藏之，稱之為「墨妙亭」，蘇東坡曾為其作《墨妙亭記》和《墨妙亭詩》；孫覺也請人拓碑，拓本分贈友人，作為藝術欣賞、學術研究的傳承模式。

自宋朝以來，懷古風氣盛行，對上古物收藏及辨識，成為當時士人文化生活的主流，收藏的風氣一直延續至今，流散的商周戰漢的金、石為材的藝術品得以彙集，成為金石文化，藝術品上的銘文構成歷史的印記，更為珍貴。

現今所見帶有銘文以青銅器最多，有研究指「於商代盤庚遷殷」以後，這些器物多記作器者之名或廟號；以紀事為銘的在周代較多，如「大、小盂鼎」分別有近三百及四百字之多，冠軍是目前存世的「毛公鼎」，「毛公鼎」銘文詳細記錄了周王對毛公誥命之辭，有形容為保留在銅器的《尚書》。對於這些銘文直陳其事方式，一般不如其他形式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豐富，但它呈現當時生活情況，是我們五千年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實在不容忽視的。

春秋戰國及以後不少器物刻上物主的名字，如「越王勾踐用劍」，及器物用料的斤兩重量，亦有以墨漆書寫在竹簡或木牘上文字篇章，皆有與當時社會生活的聯繫。

另有一些器物銘文是當年一種標準的示範，這就是秦代確立重量單位的度量衡，目前可見有不同的器物上有這種示範，包括金屬為質的秤錘形態的「秦權」、斗斛形的「秦量」、簸箕形的「秦一升量」、詔版形式的「秦詔版」、以陶為質的「秦陶量」以及以玉為「詔版」及良渚玉器改製刻有銘文的玉琮等。這些度量衡均銘刻篆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部分有此銘文的器物皆具劃一的重量、或容量、或尺度。

秦二世有詔文指「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在陝西、山西、江蘇、遼寧、河北、甘肅等地有發現「秦權」，上刻有其度量衡詔文，有的還加了秦二世的詔文，確定為秦政府的標準量器，改變戰國時期各國自行訂立的量準，使長度、容積及重量都有了劃一的標準。這些帶有刻辭等器物，就包涵歷史的銘記，不單是古代藝術品，而更具文化研究的價值。

銅、玉印章是戰國漢代的另類文物，印章壓印封泥以作識別，是當時的功能。印章文字布局及印鈕造型，具文化藝術及史俗面貌。

亦有反映當時政治活動的文物。一九七九年在湖北通城縣四莊鄉窟藏出土的一方銅印，印體為圓形，圓面上刻方框，外圓內方，間以如意雲紋飾，印文刻在框內雕「統軍元帥府印」，專家確認為元末起義軍領袖徐壽輝政權的印信，是一方具歷史元素的政治信物。

徐壽輝在元朝至正十九年自立為宋王，後被下屬陳友諒誘騙殺害，陳之後自號漢王但結果被朱元璋打敗，結束了元朝的統治，開啟了大明一朝。這枚印章以九疊文入印，其設計藝術性高，因每字筆畫不一，需繁複盤疊變化，這件印信，是藝術品也是文物，是元末明初的一段歷史的物證。

十八世紀清末期間，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掠奪大量的古代藝術品，亦有經一些文物販子之手，賣往境外，令不少傳世名器流失散佚，這些古代藝術品多淪為私產、或變成陳列品於歐美各地的博物館中，令國人惋惜、憤怒。目前有些博物館更形容其收藏各朝代的、各種類珍稀古藝術品代表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大言不慚。古代藝術品是人類的遺產，值得與世人分享，但特具我國歷史文化意義的奇珍藝術品理應回歸國人手中。

香港收藏家社團「敏求精社」前會長五年前在海外買了一件刻上度量衡的「秦權」，高興莫名地與友人分享，正如蘇東坡的《墨妙亭詩》所言「勝事傳說誇友朋」。這件文物價值超越一些珍稀的古代藝術品，是一件具研究價值及紀念的器物，具歷史聯繫意義，珍同拱壁，是收藏者引以為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