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與清華大學校史館合作，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清華大學的人和事」專題展覽，共展出60餘組／件清華校史的珍貴資料。對於希望進一步了解清華的朋友來說，閱讀校史圖書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事實上，清華校史如今已成專門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對於大眾閱讀而言，史料扎實、行文流暢、圖文並茂的書籍無疑是上上之選。在這方面，我以為，近年來的新作首推《老照片背後的清華故事》（金富軍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以下簡稱《老照片》）。本書融清華精神和清華歷史於一爐，以圖說史，娓娓道來，讀來大有收穫。\谷中風

本書分為「學校發展」「人才培養」「科研與服務」「校園文化」和「人物」等幾個板塊。全書從小處着眼，以一張張歷史圖片引出一個個故事，但作者心中存有清華發展大脈絡，故選題取材均扣在校史的關節點上。

刻畫清華精神的圖譜

開篇之作《篳路藍縷創校元勳》引用了「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前排居中坐着的周自齊、范源濂和唐國安，便是創校的三位領導。《曹雲祥校長奠定民主管理基礎》一文，介紹了曹校長推動教授治校在清華確立的過程。1928年出任校長的羅家倫，則提出「羅致良好教師，是大學校長第一個責任」。正是這樣的辦學體制和人才力量，為清華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清華的「校長譜」上，梅貽琦無疑是最閃耀的一顆星。關於梅校長可說的實在太多了，本書中的《大師與大樓》一篇聚焦梅貽琦「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名言，結合語境，深思細研，作出了周密而有新穎的解讀。書中指出，在梅貽琦看來，設備和教授是進行高深研究必備的兩個條件。但是，他在高看「大師」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大樓」的價值。而他所謂的「大樓」也只是形象的說法，其內涵包括「建築及設備方面」。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而指出，羅家倫、竺可楨等著名的大學校長其實都有類似的思想和言論，梅貽琦只是說出了卓越教育家群體的共識。當代中國正走在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亟需科教興國戰略的支撐。在此背景下，閱讀書中篇什，更覺其強烈的現實意義。

通讀《老照片》的讀者，定會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寓清華校史於中華民族復興史的學術襟懷。作為在清華求學治學二十餘載又以清華校史研究為專業的學者，本書作者深刻洞悉清華與國運的密切關係，故而從浩如煙海的校史資料中擷取體現清華精神的珍貴部分，以流暢的文字加以呈現。書中對清華的航空風洞、滑翔機、防毒面具等研究項目以及邊疆研究會、航空研究所等學術組織作了專門介紹，其立意非僅挖掘一人一事，而在闡明清華人以國是為念，學術科研服務國家民眾的辦學宗旨。

撥開「傳說」的迷霧

清華往事在國人口中有時像個「傳奇」。尤其在近年來「民國熱」「名人熱」的影響下，校史上的人物、故事真真假假，在坊間輾轉流傳。《老照片》一書以扎實的史料和細密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誤傳。比如，清華100多年發展史上，1911-1928年為「清華學堂、清華學校時期」，這個階段有時被誤認為是「中學」，實際上並非如此。清華開辦初衷為「留美預備」，進行的是完整的中學教育加大學一二年級，正如吳景超指出的，當時從清華畢業赴美的學生，文科可插班大三或大四，實科則插大二或大一。

書中《關於「破格」》一篇尤值得稱道。作者先舉出徐士瑚、張民覺、錢鍾書、吳晗被「破格」錄取的例子，這些「美談佳話」有的源自個人回憶，有的來自新聞報道，繼而以1925-1933年清華錄取標準為依據，指出這幾個人進入清華其實都符合當年招生要求，均為正常錄取，談不上「破格」。比如，1925年清華學校大學部錄取分數線是各科總平均47分，且不考慮單科成績，而徐士瑚平均成績68分，符合標準。錢鍾書考入清華的1929年，錄取要求是國文英文數學三門平均不低於40分，且國文和英文不低於45分、數學不低於5分，按照坊間流傳的說法，錢鍾書數學是15分，自然也已達線。至於吳晗，是以插班生身份入學的，而插班考試不考數學，因此也屬於正常錄取。作者由此發出感慨「清華歷史上人才輩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堅持『守格』的結果」。誠哉斯言。

打撈飄散的記憶

歷史與記憶糾纏不清，而史學的根本任務是求真，這意味着寫史者必須對記憶進行確認或修訂。《老照片》中對清華校史上不為人熟悉的內容的展現，構成了一大看點。比如，作者以《歷史上的農業學系》《農事講習所》和《1934-1937年的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三篇文章，對清華大學的農學研究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1926年4月下旬，清華決議成立農業學系，「專門造就開墾人才」，主持者為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畜牧獸醫學家虞振鏞。清華的農學研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創辦了北京模範奶牛場、試驗農場等。1928年，農業學系還和燕京大學、香山慈幼院、華洋義賑會合作，組建了北京農事講習所。講習所設在北京西郊，接近燕京大學東側，直接吸收農村子弟入學，幫助他們用較短時間學會農業實用知識，再回農村推動振興農業。在開學典禮上，馮友蘭代表清華大學講話，勉勵同學們打破舊的觀念，將來回到鄉間去，做一個有知識的農民。1930年3月12日，講習所改名為新農農業學校，取義革新農業、造就新農民。後來，農業學系和農事講習所雖然結束了，但清華的農業研究和教育仍在繼續，1934年8月，成立了農業研究所，下設蟲害、病害兩個組。抗戰期間，清華與北大、南開組建西南聯大，農業研究所也隨之南遷。抗戰勝利後，又發展為清華大學農學院，為我國農業研究與人才培養作出了巨大貢獻。

清華師生的事跡考證，是本書的又一看點。作者爬梳校史資料，打撈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往事，專門挖掘了李大釗、陳毅、聶耳等人與清華的關係，還以專文介紹了多名為國捐軀的清華人。比如，1920級校友楊光泩，曾任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事，在菲律賓廣為宣傳中國抗日事跡，積極為廣大華僑爭取利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駐菲美軍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撤退時，在自己專機上給楊光泩預留了座位，但他表示：身為外交官，未奉命令，絕不擅離職守。1942年4月17日下午1時30分左右，不幸被日寇殺害。1923級校友齊學啟，抗戰期間隨緬甸遠征軍作戰，中彈被俘後，堅貞不屈，痛斥漢奸，彌留之際，300多名盟軍戰俘為他祈禱，被譽為「現代文天祥」。

再如，曾任桂林、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新聞人徐鑄成，一般都知道他曾求學於北京師範大學。其實，他和清華也有一段學緣。1926年，他以徐錫華之名考入清華大學大學部政治學系，頓時被清華的環境所吸引，「彷彿劉阮上天台」。他抓緊這一學習機會，對楊樹達、溫德、馬約翰等清華名師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每晚常喜鑽入書庫，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及自創刊號起之《東方雜誌》等，必至閉館鈴響，始猛然驚覺，匆匆離館」。雖然徐鑄成在清華讀書不到一年就離開了，但「以後對她還很眷戀，關心她的一動一靜」。我想，徐鑄成的話代表了廣大清華人的心聲，而他們對母校的關注，又寄託着深沉的民族和文化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