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15日向國會提交報告，將中國認定為所謂「主要毒品來源國」。中國外交部18日在記者會上反擊，指出美國人口僅佔世界5%，卻消費了全球80%的阿片類藥物，可謂全球禁毒事業的黑洞和亂源，是一家獨大的「主要毒品需求國」，沒有資格對中國的禁毒努力說三道四。美國毒品氾濫的根源在於自身能力不強，管控不力，減少國內需求才是治本之道。
實際上，芬太尼危機暴露的更大問題是美國體制的多方面嚴重缺陷。
首先，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源於1990年代中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通過了普度製藥公司研製的強效藥物奧施康定，且大量推廣，這導致大批尋求緩解疼痛的美國人淪為癮君子。這類問題藥物得以通過複雜的審批程序，離不開製藥公司對國會議員、監管機構官員的政治游說和巨額金錢投入。根據2017年英國《衛報》報道，此前10年裏，美國製藥公司為游說和資助美國國會議員而投入的金額高達近25億美元；當時的美國國會中，眾議員裏每10人有9人、100名參議員中有97人接受了製藥公司的競選獻金。
至於美國緝毒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監管部門官員，在政府監管部門和製藥公司之間來回「橫跳」、攫取最大化個人收益的「旋轉門」現象司空見慣。特朗普政府的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長阿扎曾任製藥巨頭禮來公司美國分公司總裁，在他任職期間，禮來公司將其胰島素的價格提高了3倍，在美國社會引發了眾怒。
其次，面對朝野公認需要努力應對的芬太尼危機，美國國會兩黨口頭承認要努力解決問題，實際上奉行的是「權力鬥爭派性高於人性」原則，更關注的是相互「使絆子」，寧可把肅毒的正事「攪黃」，也不願意對方贏得「解決芬太尼問題」的政治聲望。2023年5月，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審議《阻止致命芬太尼販運法案》，133名眾議員投了反對票，其中132人來自民主黨。
再次，在吸毒人數增長到一定程度以至於形成了「風氣」、「時尚」，而吸毒者又可以投票選舉和參與競選等政治權利，那就遲早必然會有政客湧現出來，尋求通過毒品合法化等迎合吸毒者、毒販的政策主張而攫取這部分選票。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一個利害相關更大、因而行動更一致的小團體在政治游說和影響競選中常常能夠表現出更強大的行動能力，由於這種「集體行動的邏輯」，這樣的「親吸毒」政客及其群體一旦萌芽，除非經歷巨大社會震盪整頓，一般都會滾雪球般日益壯大。
因此，我們看到，美國毒品氾濫問題愈演愈烈，但國內對毒品的打擊力度卻越來越輕，毒品合法化甚至被視為「進步」和「政治正確」，要求別國單方面承擔的肅毒責任則日益擴大加重。在美歐等西方國家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沒有被遏制、消除，反而得到越來越強保護的情況下，無論如何打擊他們境外的販毒活動，都注定是徒勞的，他們要求別國單方面承擔的肅毒責任只會對正常國際貿易構成日益擴大、加劇的干擾。
時至今日，美方就芬太尼等毒品國際貿易提出的「了解你的客戶」做法，遠遠超出聯合國禁毒公約對各國的義務約定。根據國際慣例和通行做法，保證國際貨物不用於非法目的屬於進口企業的基本責任和進口國政府的法定義務，出口方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國際慣例中都沒有這樣的責任。就可行性而言，出口方也不具備核查境外客戶的條件，只有進口國政府和進口企業才有此條件。除非美國同意中國等出口國擁有在美國等進口國實施司法調查、執法的治外法權，否則出口方根本不可能核查美國等進口國客戶，但這樣一來就徹底顛覆了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主權。
那麼，美方提出越來越多如此荒謬的主張之前，難道就沒有開動腦筋思考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