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話來概括今年的經濟，就是「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也因此，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增強和夯實經濟恢復的基礎。對於明年中國經濟增速，筆者認為GDP目標可能在5%左右，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水平。

為什麼說5%的GDP增速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水平？

一是從必要性的角度看，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就業、居民收入得不到相應的保證。經濟增速得不到保證，就會產生一系列的經濟金融風險問題。實體經濟增速低迷、金融市場不振和社會信心不足負向循環可能就會出現。

二是從可能性的角度說，雖然大家現在對潛在增長率有分歧，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在4.5%到5.0%之間。既然潛在增長率能夠接近5.0%的水平，那我們就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去接近這樣的潛在增速。對於明年經濟主要動能的預測，筆者認為主要是靠服務業、高端製造和基建投資，當然還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支撐。

明年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於房地產政策能不能穩住市場，這直接決定了明年經濟增速能不能實現5%。筆者認為相關政策會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進而推動經濟回到5%左右的一個水平。

加大財政支出力度

中央政治局會議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這個政策基調跟去年比較沒有太大差異。提質增效是怎麼理解呢？其中主要有三個看點：其一，收入端的減稅降費要更加注重效率和效果，不能再搞規模型的減稅降費，因此中央提出結構性減稅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其二，從支出端要優化支出結構，同樣的支出，用到基建投資還是民生福利，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用於投資還是消費也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在當前更好地支持民生福利，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其三，支出端要提高支出的績效，同樣一塊錢，用於民生還是基建投資，都是需要問效率和效果的。

外界可能更關心明年的赤字率會不會突破3%，事實上赤字率會不會突破3%，筆者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真正需要關心的是，確保一定的宏觀經濟增速需要多大規模的財政支出力度，要保證一定的財政支出增速。那麼，這個問題就轉化為結構問題，就是赤字規模、專項債規模和特別國債規模的結構分配問題。

因此，當我們問赤字率會是多少，實際上問的是財政支出力度到底要有多大，這才是真問題和實質。在中國當前的經濟體量下，一個百分點的赤字率就相當於1.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赤字規模。如果把專項債的規模壓下來1萬億元，赤字規模上去1萬億元，那這個總量其實是不變的。所以單純地問赤字率是多少，本身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要從財政運行的整體來看待。

在此背景下，筆者預計明年赤字率可能會突破3%，因為2023年增發1萬億元的國債，赤字率已經達到了3.8%，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願意加槓桿來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以及通過加槓桿的方式來實現特定的減災防災目標。

對於2024年赤字規模，筆者覺得有可能會延續2023年突破3%。至於專項債規模，我們不能讓過去的項目出現爛尾，所以規模還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持，同時又要釋放出這種積極的信號，專項債大致持平或者略有增加。

超額儲蓄有望扭轉

總體上看，疫後居民消費在持續恢復，明年居民消費有望繼續向疫情前趨勢水平靠攏，持續增加超額儲蓄的現象有可能扭轉。

從疫情爆發以來的社會零售消費走勢來看，居民消費確實曾如市場所期望的，多次呈現出向潛在趨勢水平加速靠攏的「報復性反彈」，但可惜均被疫情反覆、部分房企暴雷等不利衝擊所打斷。

居民並非沒有消費需求，而是被諸多因素所抑制。例如三年疫情導致線下服務業出現供給收縮，至今仍未完全恢復；部分期房樓盤未能順利交付、居民購房更加謹慎等，導致家電、傢具、家裝等地產後周期消費低迷；經濟名義增速不及實際增速，資本市場表現低迷，導致居民對經濟恢復的獲得感不強，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更傾向於增加儲蓄而非消費。2023年前三季度居民平均消費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6.4%，距離2019年同期的67.6%仍有1.2個百分點的差距。

2024年社會零售消費與潛在趨勢水平之間的缺口有望重新縮窄。一是經濟名義增速加快，帶動居民收入增長；二是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繼續恢復，提高了消費的收入彈性；三是線下服務業等供給約束持續放鬆，為居民提供更多消費場景；四是保交樓、促消費等政策對耐用品消費的支持和刺激。

面臨新的三期疊加

此外，在房地產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短期要開源節流，中長期要進行財稅體制改革解決土地財政大幅下滑引發的財政收支不足、尤其是地方財政困難。一是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明確政府規模，避免無限責任政府導致的支出責任持續擴大，從而引發收支矛盾緊張；二是要推動中央和地方財政體制改革，上收部分事權和支出責任，減少對地方政府的壓力；四是要穩定宏觀稅負，對消費稅徵稅稅目擴展到高端服務業等，提高環保稅、資源稅稅率，探索數據財政。

從短期看，會議對明年經濟和政策的總基調偏積極，進一步闡釋了穩和進的關係，即「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和「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有利於推動明年經濟向好，夯實恢復的基礎。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是進的前提，而穩定經濟環境的取得也需要積極進取的政策支撐，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繼續發力並優化的房地產政策等。明年預計能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速，主要動能將是服務業、高端製造和基建投資。進的政策促進穩的形勢和穩的預期。同時，要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做好新舊動能接續，防止發生處置風險的風險。

實際上，「先立後破」不是第一次被提及的工作方法論，這對於新舊動能轉換期的中國經濟而言尤為重要。中國長期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摸着石頭過河」以及「漸進試點」等做法就是先立後破的方式。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過這個表達：「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2022年3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綠色轉型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後破，而不能夠未立先破」「實現『雙碳』目標，必須立足國情，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不能脫離實際、急於求成，搞運動式『降碳』、踩『急煞車』」。

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三期疊加」，包括：累積問題化解期、新興動能培育期、經濟轉型陣痛期。這些疊加期本身意味着潛在經濟增速下行，意味着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先立後破有利於降低「新三期疊加」帶來的失速風險。

累積問題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其積極作用逐漸減弱，負面影響愈加突顯，例如人口紅利、房地產野蠻生長、地方政府舉債投資等，都曾為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當前卻出現人口總量減少、老齡化加劇、房地產發展舊模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上升、公共服務存在短板等一系列問題。

新興動能培育期是指，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新動能的支撐，例如從投資為主轉向消費為主，從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從關鍵領域被「卡脖子」到補鏈強鏈、自立自強等。

經濟轉型陣痛期是指，累積問題的化解和新興動能的培育並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其間可能面臨經濟轉型的陣痛，例如新舊動能未及時接續，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創新驅動的產業發展相比債務驅動的規模擴張，難度更大、風險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顯著；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新公司與新崗位不斷湧現，但也伴隨着舊公司與舊崗位的消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