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經濟自2020年以來增長低迷，部分成員國經濟發展停滯，落入「高通脹+高債務+低增長」的發展困局。究其原因，除了歐元區自身經濟轉型緩慢之外，還與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有關。
2008-2022年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平均增速約0.9%，不但低於全球平均水平，更遠低於主要大型經濟體的增速。初步統計，2023年歐元區主要經濟體德國經價格調整GDP同比下降0.3%，法國、意大利GDP同比均增長0.9%，不足1%。研究指出，未來十年歐元區經濟的增長可能「慢如蝸牛」、停滯不前。
經濟深陷低迷之困
首先，經濟增長動能減弱，單一市場近乎飽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歐元區經濟增速表現相對突出，2008年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在多個年份出現衰退。歐元區之所以長期落入低增長，主要有兩方面拖累：一方面，歐盟成員國的經濟結構差異較大，主要依靠德國和法國兩個主要經濟體，但近兩年德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停滯。另一方面，歐盟的貨幣政策雖統一，但財政政策分散，2011-2012年歐債危機的爆發凸顯了這一結構性矛盾，囿於成員國存在較大分歧，歐盟內部財政協調難度加大，財政擴張受阻。
歐元區內部還普遍存在人口老齡化的嚴重問題，致使歐盟單一市場的消費市場近乎飽和，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逐年下降。1983-2022年歐元區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降至52.3%，遠低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約60%），而且也低於高收入國家（58%）。
其次，地緣政治持續衝擊，貿易和投資不斷萎縮。歐盟一體化前期已釋放大量紅利，全球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歐盟的角色和地位提高，同時戰略自主性相對較強。但隨着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衝突加劇，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面臨嚴峻挑戰。
從吸引外資的情況來看，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額（FDI）流量最高曾超過6600億美元，但2022年首次降為負1250億美元，區域內國際資本大範圍流出，這一現象雖與2022年烏克蘭危機有關，但也反映了歐元區經濟增長的預期偏弱。地緣政治風險的增加，使得歐元區貿易增長也受到負面衝擊，2023年1月-12月歐盟進出口累計同比下降6.55%，近十二個月趨勢向下。
再次，科技創新逐漸式微，產業升級空間受阻。歐元區經濟增長除依靠消費需求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科技創新，特別是製造業支撐。過去數十年，德國的經濟維持較穩定增速的關鍵，也在於其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產業，比如汽車製造、機械裝備、電子電氣等。但隨着新一輪科技革命興起，傳統製造業逐漸被數字化、智能化所替代，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新的技術產業湧現，歐元區主要經濟體未能抓住產業轉型的新機遇，前沿科技創新發展相對滯後，產業升級較為緩慢。
統計顯示，1990-2022年歐元區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最高的20%左右降至15%不到，遠低於中國近30%的比重。同時，歐元區內的跨國企業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化工、汽車製造等，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及投資不足，尚未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出現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公司。
增長面臨諸多難題
其一，內生性增長不足，經濟結構轉型緩慢。歐元區內的主要經濟體普遍為高收入國家，早期經歷了中高速增長周期，但這種先發優勢的積累因經濟轉型滯後而逐漸喪失。從PCT專利申請量來看，2000-2015年德、法兩國專利合作條約（PCT）專利申請量的增幅分別達43.1%、103.5%，但之後處於停滯甚至下降趨勢，2016-2023年德國PCT專利申請量下降7.6%，同期中國PCT專利申請量的增幅高達61.6%，且總數佔德法兩國合計的280%。
歐元區經濟內生性增長不足，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產業協同和要素集聚效應偏弱，歐盟多數成員國的經濟體量較小、產業集群效應不強，歐元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德法等大型經濟體；二是企業變革和創新動力偏弱，歐元區雖有不少的老牌跨國企業，包括隱形冠軍企業、科創企業，但新興科創企業不多，包括獨角獸企業數量遠不如美、中、印等國；三是缺乏經濟轉型新動能，烏克蘭危機暴露出歐盟能源外部依存度高的短板，能源成本抬升也損害了德國等歐元區的製造業企業，在歐盟力推能源轉型計劃後，歐元區經濟結構轉型將面臨更大挑戰。
其二，外部空間收縮，地緣政治風險長期化。歐盟推行的一體化在經濟層面主要體現在要素自由流動和單一市場規模效應，催生了更大體量的GDP。但這種單一市場既有利，也存在弊病。2024年歐盟委員會發布「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該計劃旨在幫助歐盟在軟件、芯片和飛機等核心行業保持競爭力。歐盟推行類似美國的「小院高牆」（small yard,high fence）及「去風險」（de-risking）政策，旨在於強化歐元區的經濟競爭力。但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一方面向內收緊的政策違背歐盟所一貫奉行的開放原則，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另一方面歐盟的單一市場缺乏擴張和增長的潛能，投資和消費增長空間有限。
其三，一體化紅利逐漸消退，治理效能下降。從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歐盟未來需要着手解決兩方面的瓶頸：一方面，歐盟的財政統一問題。近期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就歐盟財政規則改革達成協議，包括控制支出、降低債務比率和赤字等內容。另一方面，歐盟的對外政策協調問題。烏克蘭危機期間，歐盟圍繞對俄羅斯實施的多輪制裁及支援烏克蘭進行了多次協調，從某些層面表明各成員國的立場差異，未來如何秉持「多元一體」的發展理念，以及如何平衡好各成員國利益訴求，將是歐盟一體化面臨的重大考驗。
作為擁有27個成員國、GDP規模16.75萬億美元（現價）、人口約4.5億人的全球最大區域組織，歐盟擁有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但也要看到，歐盟成員國的數量不少，加總的體量規模比較大，其中有不少成員國的經濟體量規模較小，實體產業發展薄弱。英國「脫歐」後歐盟的經濟規模進一步縮小，歐元區經濟所依賴的一體化優勢也在逐漸減弱。從成員國結構來看，歐盟以德國、法國、意大利為主，新申請加入的國家多為中小國家，在GDP規模、增長潛力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差距拉大。
由於歐盟的治理體系複雜但效率偏低，過去二十多年歐盟一體化所釋放的紅利逐漸消退。未來將包括烏克蘭等在內的諸多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在市場擴大優勢互補的同時，各成員國的協調成本將抬高，可能加劇內部的不均衡。
未來發展前景堪憂
總的來看，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前景堪憂，內外形勢更加複雜，「脫鈎斷鏈」將破壞歐元區市場環境，地緣政治危機可能發酵，一體化所能發揮的規模效應及統一市場優勢也將被減弱。以德法兩國引領的一體化進入平坦期，目前仍主要享受過去一體化所帶來的發展紅利，但隨着世界格局加速演變，大國博弈間歐盟的地位下降。由於歐元區經濟長期低迷以及屢屢實施保護主義政策，將制約一體化進程。
未來歐元區的經濟停滯可能長期化，打破這種僵局需要歐盟摒棄「冷戰思維」和「脫鈎斷鏈」的冒險，回歸市場開放和多邊主義，增強歐盟在政治、經貿和科技等關鍵領域的戰略自主，否則歐元區經濟很難擺脫潛在衰退和經濟停滯的風險，且可能威脅歐盟一體化的發展空間，削弱其國際影響力。
筆者認為，歐盟的轉向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政治上保守勢力抬頭，單邊主義及對立衝突等思維瀰漫歐盟，歐盟緊跟美國的趨勢顯著，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實施大規模制裁行動；其二，經濟上傾向保護主義，歐盟以維護歐元區自由市場和經濟安全為名，密集推出《關鍵原材料法案》、「碳關稅」法案及強化投資審查機制等限制政策，無疑對全球化重啟構成負面影響；其三，科技上走向自我封閉，歐盟過去在科技創新領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但近年來在新能源汽車、芯片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領域失去國際份額。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