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說好的減息，但消費物價指數（CPI）和非農數據一出來，美元卻引而不發。日本央行17年來首次加息，並取消掉YCC（收益率曲線控制）。但弔詭的是，日圓加息操作出現了減息的效果，匯率一度跌破33年以來新低。
現在全球金融形勢就是一場貨幣亂局。瑞士打響減息第一槍，市場以為這是歐元美元減息的前奏，但結果大跌眼鏡；日圓倒是如期加息，但加出了減息的味道，屬於低於預期的鴿派加息；美元飄忽不定，鴿鷹輪流上場，紅臉唱罷白臉登場；歐元在美元後面亦步亦趨，即使衰退跡象愈來愈明顯，也缺乏「行動的勇氣」，選擇按兵不動。
與此相對，人民幣倒是顯得較為穩定。最近一段時間被迫輕微貶值，但貨幣當局沒有放鬆對匯率的控制。經常有一些朋友問筆者，美國一再推遲減息，是不是專門針對中國的金融戰？我對這些陰謀論很無奈，但是又不能從頭開始普及國際金融的知識，就只總結一點：其實西方各國都自顧不暇，在「比人強」的複雜形勢面前，大家都是「草台班子」，走一步看一步，不可能還有精力想着如何整垮別人。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存在金融戰的話，那就是看誰能更好的解決自身的問題，並保持本國的金融安全和穩定，在當今的債務狂潮和貨幣洪水中不發生危機的活下來，活得比對手久。國家之間肯定存在競爭，貨幣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會搶佔資源和市場份額，但是如果說每一個動作都是針對別的國家發動什麼金融戰，在當前的形勢下是基本不可能。中國最近幾年在資本市場上的損失，真的是美國發動金融戰的結果嗎？其實在中概股、港股和A股市場的價值損失過程中，大量的國際投資者也是直接受損者。
如果美國真的選擇利用金融和貨幣霸權進行收割，那肯定不會發動貿易戰。能拿着隨便「印製」的鈔票，就可以從中國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既可以對沖當前居高不下的通脹，又能節約本國的資源，何樂而不為呢？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更多是其內部政黨鬥爭和意識形態決定的。
各國印鈔紀律崩壞
說到底，大家都是現實主義，對國家決策者來說就是政治現實主義。對美國當政者來說，今年最大的政治就是選舉，對民主黨和拜登來說就是連任。
如果對中國發動金融戰能有助於增加支持率和連任的概率，這倒是有可能的。但很顯然，美國執政黨當前最直接的對手不是中國，而是很可能又會攪亂政壇的特朗普以及其追隨者們。
全球貨幣亂局，根源不是別人，恰恰是「印鈔者」自己。一方面，在新冠危機發生後，各國央行藉着百年未遇的大危機名義大肆印鈔，政府債務和赤字都創造了歷史紀錄，好像光靠印鈔機就能印出真實的物資和財富一樣。另一方面，伴隨新冠危機的是全球化的危機、地緣政治的危機。
美國過去發了規模龐大的債務，印了那麼多鈔票，為什麼沒有發生通貨膨脹？這是因為俄羅斯這個資源大國，以及中國這個勞動力大國加入到了全球總供給體系，再加上信息技術革命對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全球總供給曲線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右移，巨大的產能消化了超發貨幣所產生的額外需求。
如今全球化局勢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貨幣紀律崩壞，債務和貨幣已經停不下，而且呈現出指數級增長；俄羅斯受到全面制裁，能源價格和成本持續高漲；主要發達國家在供應鏈上「去中國化」，徒增了工業品的成本。
我們常說美元這個世界貨幣的錨，是石油，是糧食，或者是芯片。其實都不全面，筆者認為美元的錨是全球經貿體系，是世界的統一大市場，是不斷增強的全球化浪潮。這個道理應該不難理解，因為只有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背景下，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才能廣泛的在全球流通，才能執行一般等價物、儲藏手段和價值尺度的功能。
歐日身陷滯脹困境
但自從特朗普開始在全球大打貿易戰之後，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相關個人和企業的金融資產進行制裁，讓全世界開始對美元的信用產生了懷疑。於是，去全球化引發「去美元化」，愈來愈多的國家基於安全的考慮調整外匯儲備的結構，購進黃金拋售美元，以應對極端情況的發生。
歐元的困境是歐元區貨幣集權與財政分權的矛盾，這一矛盾已經在2012年以歐債危機的形式爆發，但是今天依然面臨全新的挑戰，那就是俄烏衝突。從數據來看，歐洲通脹回落和經濟走弱的跡象最為明顯，但是北溪管道的切斷，雖然沒有導致嚴重的能源危機，但造成歐洲各國的生活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屬於成本推動型通脹。日本的通脹也是如此，因為作為一個島國，資源對外高度依賴，加上日圓的貶值，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也是很大。
成本推動型通脹很容易演化成為滯脹，這個道理大家都懂。目前歐元和日圓在減息和加息的問題上，看上去左右為難、優柔寡斷、進退失據，是因為他們正在經歷一場中型的滯脹困境。
對人民幣來說，最近兩年的挑戰也不小。經常項下的表現一直還不錯，雖然進出口走弱，但是國際收支並沒有惡化。然而，長期持續的內外利差，特別是倒掛幅度和持續時間都創歷史紀錄的中美利差，讓本來作為投資貨幣的人民幣，由於國內的弱通脹環境，被動變為融資貨幣，成為做空標的。於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結果就是，雖然最近幾年中國在經常賬下積累了近2萬億美元順差，但是並沒有流到人民銀行外匯儲備的池子裏。這種沒有匯入國內，在海外漂移的「歐洲美元」，就像影子離岸人民幣，使得人行一個重要的貨幣創造渠道──外匯佔款減基礎貨幣投放──出現了弱化。
美元的世界貨幣功能全球可以分享，困境當然也是由全球來分擔。與中國的收縮局勢相反，美國的主要矛盾是通脹。美聯儲固然害怕通縮，1929年大蕭條的歷史記憶是其貨幣政策的底色，但1970年代大滯脹的慘痛教訓也不可謂不深刻。美聯儲2021年對通脹趨勢出現誤判，勢必也會誤判再通脹局面。這源自於伯南克的那個「救火者悖論」：一個預言到火災並將火提前撲滅的人，是不會得到較高的嘉獎，因為很多人認為火災根本就不會發生；相反，那些等到熊熊烈火點燃後奮勇滅火的人，則會被人們嘉獎為英雄。美聯儲雖然因為誤判通脹而飽受詬病，但是在臨近大選之時，他們將繼續塑造英勇的反通脹鬥士形象。因此，美聯儲更希望將減息置於一種量子糾纏的模糊狀態，僅靠預期就能將經濟和市場穩住。
無論如何，一個新的象限正在打開，那就是「低增長、高通脹」的微滯脹狀態，這個狀態與過去「高增長、低通脹」的時代恰好成為鏡像關係。過去全球化高歌猛進，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加速前進。今天則處於象限轉換過程中，金融資產弱勢震盪，但是具有高度稀缺性和確定性的實物資產獲得資金熱捧，其中既包括黃金一類的傳統保值資產或貨幣之錨，又包括帶來安全感的大宗商品和核心地段的不動產。而數字貨幣，因為其特有的稀缺供給規則與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的技術屬性，更應該看作是一種對抗主權貨幣的方式。在百年未有之大亂局的時代，信任才是最稀缺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