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與深圳一衣帶水，文脈相連，兩地文化交流合作活躍，港深文學間的聯繫和互動愈趨緊密。一場場文化上的雙向奔赴、精神上的同頻共振正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今期「大公園」邀請四位深圳作家書寫他們眼中的香港，講述他們的深港雙城故事。

第一次眺望香港是一九八六年，那年我來深圳文錦渡海關採訪，在海關朋友的陪同下，走到文錦渡橋頭朝南望去，一輛接着一輛高大的貨櫃車排着長龍，來往在文錦渡橋上，十多米開外，那就是香港。

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次來深圳採訪，當年文錦渡海關的朋友調到羅湖海關工作，他領着我來到羅湖橋頭，看着那如過江之鯽的人流穿行於羅湖橋上，每一位進出香港的人，都行色匆匆的，這是我第二次看香港。

也是這次在羅湖橋頭，我的朋友對我說：「小楊，來深圳工作吧，深圳需要像你這樣的人。」那時，我還叫小楊。

一九九二年元月我就來到了深圳，在一家報社工作。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第一次去香港，當時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無數抬頭落帽的摩天大樓，和就是到了午夜，街頭也是摩肩接踵的人群。

一九九六年底，報社建了一棟公寓，我分在二十三樓，書房的窗外視野所及就是一條如練的深圳河，而河的南岸就是香港，我幾乎天天都在看香港。

二○一三年我搬到南山居住，書房窗外的遠處就是深圳灣，對岸仍然是香港。

二○二二年，我來深圳已經整整三十年了，小楊已經變成了老楊。老楊就想為深圳寫一本書，以表達我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從何着筆，望着窗外深思，眼睛裏出現的仍然是那一條如練的深圳河。

腦海裏就浮現出一個念頭，三十年來，無論在深圳與香港，首先見到的都是這條河，因為它連接着深圳與香港。如是，我的書就着筆於這條河。

其實連接深圳與香港的不僅是山水，更重要的是血脈，因為深港同根。

有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被今天的人們漸漸地淡忘了。

二○○三年初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黃虎的香港人，在西貢企嶺下海的一個無名海灘釣魚時，偶然發現沙灘上的幾塊石頭有點奇特。黃先生是學考古的，他立即拍了幾張照片發給大學學弟、香港考古學會副主席吳偉鴻鑒別。

很快，香港考古學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組成了聯合考古隊，於二○○四年底對無名海灘上的一個叫黃地垌的緩坡進行考古發掘，竟然發現，這兒是一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石器製造場。

通過光釋光測年技術測定，黃地垌出土的第一層石器，距今竟然有三萬五千年至三萬九千年，也就是說，我們的先人，至少在距今三萬多年前就已經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作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製造場的「黃地垌遺址」的發現，一舉把深港地區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人類活動史，向前推進了三萬多年。

在史前的漫漫長夜裏，這群遠古先民究竟在深港地區經歷了怎樣漫長而劇烈的滄桑變遷？

「黃地垌遺址」所在的香港西貢企嶺下海，位於大鵬灣西岸。

大鵬灣是個U型海灣，東岸是深圳的大鵬半島，西岸是香港的九龍半島，在颱風頻繁造訪的南海之畔，這類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風平浪靜的亞熱帶淺海灣，既便於日常漁獵，也利於躲避颱風的侵襲，自然成了與大自然對抗時，手無寸鐵遠古先民的伊甸園。

而在大鵬灣東岸北岸的深圳，先後發現了咸頭嶺、大梅沙、小梅沙、上洞、大黃沙等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鵬灣東岸發現的「咸頭嶺遺址」。

這些考古發現，至少在三萬年前，深港的先民就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這是我們共同的根。

而連接我們深圳與香港的深圳河，其實它的歷史並不久遠，在古南海水海侵海退的歷史長河裏，至少晚至北宋末年，今天深圳河幹流的羅湖、福田和香港新界，大片低地仍在海水之下，或者是潮來潮往的淺海灘塗。至南宋、元兩代，連年戰亂引致的南下移民蜂擁而來，大規模束塘築田之下，深圳河岸線急劇收縮。明清時期，海退加速，吸引了更多拓荒者進入，形成了一個人進水退的正循環。於是，時間和空間聯手，自然和人工合力，終於將現代地理學意義上的深圳河推進了蜿蜒史冊。

然後，它緩緩地經過千年的流淌，這條名不見經傳的河流，卻被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弱肉強食的歷史潮流無情地裹挾着，奔騰流進了驚濤拍岸的二十世紀，宿命般地成為風雲變幻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記錄者。

於是，我所落筆的深圳河因連接着深圳與香港，寫着寫着，原來想寫一本深圳歷史的書，就變成了深港歷史，它的首章即為「深港同根三萬年」，它的書名也變成了《奔騰的深圳河：一條河，兩座城，中國與世界的相遇》。因為，深港不僅山水相連，還血脈相通。

深圳河，既是一條自然存在的河流，河的兩岸牽繫着深圳和香港世代黎民百姓，見證着他們的悲歡離合；它更是一條歷史的河流，今天緩緩地流進了深圳灣，匯進了「粵港澳大灣區」，深港以及珠三角的人民，來共同建設我們的未來。

這就我一個作家所看到的深圳和香港，我的書也結束在一個未來的「灣區之光」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