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七月十七日楊福家院士辭世兩周年紀念日之際，復旦大學舉行「楊福家星」命名儀式暨《楊福家畫傳》發行儀式、「楊福家教育基金」啟動儀式、紀念楊福家先生逝世兩周年學術報告會，我與夫人王建瑜因身在歐洲未能回國參與這一莊重而有意義的活動，深感遺憾。

楊福家先生自青年時代負笈復旦始，就懷抱科學報國的深厚情懷和高遠理想，二十四歲成為中國重點高校最年輕的物理系副主任。以非同凡響的稟賦、勤勉勇毅的精神，在科學研究的廣漠上，走出了一條非凡的人生之路，成為舉世聞名的核物理學家、教育家。「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兩年前，楊先生悄然離世，騎鶴西去。但他的家國情懷，篤學創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倡導博雅的教育思想，鑄造成的人格風範，成為當代學術界、教育界以及青年學生學習的典範。

我和楊福家先生是忘年之交，也是莫逆之交，相交相識二十多年，我一直忘不了知遇之恩。楊先生曾為我的政經評論集《香港第三隻眼睛──龍年吹角連營》一書作序。楊先生稱：「他是一位商人，更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善於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理想主義者』」；又說「政論時評，有實事求是之心，無嘩眾取寵之意」，「懷着赤誠之心，發出聲音也是真誠的。動機和出發點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些話語，既是楊先生對我的勉勵和肯定，也表現出楊先生對人對事評價的價值標準。楊先生長期擔任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特聘我為寧波諾丁漢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客座教授。二○一五年五月、二○一六年九月和二○一九年十一月，楊先生先後三次邀請我赴寧波諾丁漢大學，分別作《魯迅與胡適》、《人與五個世界》以及《凱普回顧與展望》三次演講，而且三次都是他親自主持。楊福家先生對我的學術報告給予了充滿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的評價。所以，楊先生是我的知心人。

楊福家先生離開我們兩年了。但我們總感到他從未離去，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們心中。近日，我們剛好在丹麥，便專程去參觀了被譽為「科學聖殿」的哥本哈根尼爾斯·玻爾實驗室。這裏，不僅是物理學史輝煌篇章的書寫地，也是楊先生當年承載着國家榮譽與民族希望的重託，遠赴重洋求學的起點──一九六三年，楊先生被選派到玻爾實驗室做訪問學者，從事核反應能譜方面的研究。在玻爾實驗室求學的日子，楊先生與小玻爾亦師亦友，既互相成為學術引路人、探索者，又是科學工作中相互扶持的好朋友。這段經歷，使楊先生在科學認知上達到新高度，同時深刻塑造了立身處世、追求卓越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楊先生曾經與我分享他在玻爾實驗室的感受：每時每刻如同置身於智慧與靈感的激流，每一次實驗、每一次討論，都激發着他對科學無盡的好奇與熱愛，也讓他深刻體會到，科學沒有國界，作為科學家，要追求真理，更要勇於擔當，但個人心中要永遠裝着國家和人民，個人理想也要融入國家與民族復興大業。

站在莊重、樸實而又神秘的玻爾實驗室門前，我們更是能真切感受到楊先生當年對國家承擔的責任、對祖國深厚的愛以及在特殊科學研究上必須追求卓越的執著情懷。反觀當下，雖不乏在各自科學領域發光發熱取得傑出成就者，但社會上也出現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如果將其與楊福家先生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連的情懷，對國家和人民深沉的愛」的精神品格相對照，高下立判。

楊福家先生在九十年代曾七次受邀出席美國總統早餐會，理解領會了美國即將全面推動科技創新的信息，他便推動科學創新的新體制並開始在全國各地推廣傳播「知識經濟」新理念。機緣巧合之下，我成為聆聽楊院士「知識經濟」的受益者。每次聆聽他的教誨，都是如飲甘醇，如沐春風。楊先生曾在多次不同聚會與演講中說：要真正將「知識經濟」理念在內地落地生根、並轉化為生產力，推動國家科技進步。每每想起楊先生的這段話，我心中總是感慨萬千，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慚愧，自豪的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慚愧的是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未能將理想抱負做得更好。在楊先生「知識經濟」與「科技創新」理念的影響引領下，我和夫人從教育報國的理想，轉變為科技報國的抱負，創立香港科創公司和凱普生物科技公司。創立之初，楊院士就為凱普發展指出明路──「凱普產業發展必須緊貼二十一世紀科技前沿」。因為他的指引，凱普邁進了知識經濟領域，慢慢走上了科技創新產業化道路。

星光永照天宇，精神萬古不磨。我們為「楊福家星」命名儀式及紀念楊福家先生學術文化活動的舉辦感到欣慰，我們為宇宙星空中永遠有一顆璀璨的「楊福家星」感到驕傲和自豪。願我們共同守望與傳承「楊福家星」所蘊涵的精神文化遺產，也由衷希望學者們、青年學子們都能傳承、弘揚楊先生熱愛祖國的崇高情操、追求卓越的精神氣度、倡導「博雅」的教育思想，以淵博儒雅的人格養成為目標，奮發努力，成為社會的棟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