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方對經濟形勢的評估沒有太大分歧，普遍認為中國有需求收縮、增長下行的明顯壓力。但對於是否需要通過刺激政策來托底的問題上，贊成與反對的聲音都有。筆者認為，刺激經濟不是「飲鴆止渴」，促進改革的必要之策。

評估宏觀政策的利害，不能就政策論政策地一概而論，而必須要將政策放到具體的宏觀環境中來進行。同樣的宏觀政策，在不同宏觀環境中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某種宏觀環境中利大於弊的政策，在另一種宏觀環境中就可能弊大於利。這是因為宏觀政策在經濟中施行時存在複雜的反饋傳導機制，會產生一環接一環的擴散效應。

以上道理並不複雜，但容易被個人從其微觀生活中所得的經驗所遮蔽。每個人都生活在宏觀經濟中，都會從自己所處的位置出發，對經濟運行有一定了解。但這些得自微觀的了解，哪怕是變成了很多人共同持有的「常識」，也未必能夠完全把握宏觀經濟的運行。用出自個人經驗的微觀思維來理解宏觀經濟，評價宏觀政策，很容易出現偏差和誤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2014年寫過一篇題為《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的文章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文中有這麼一段話：「國家並不是公司。國民經濟政策，即使是在一個小國，也需要考慮在商業生活中常常無關緊要的某些類型的反饋。例如，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會把一小部分的產品賣給自己的員工，但即使是極小的國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也主要是賣給國內的。」

政府支出亟待擴張

克魯格曼的意思是，微觀經濟主體生活在一個他所不能控制，只能被動接受的外生經濟環境中。哪怕是一個規模很大的企業，其經營活動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微觀經濟主體決策時，既不會，也不應考慮他的行為對經濟環境的影響。企業決策時因而需要量入為出，以收入確定其支出。企業是這樣，體量遠小於企業的個人就更是如此了。

很多人在談宏觀政策時，喜歡講政策空間，認為政策要留有餘地，不能把「彈藥」用盡。這種講法反映的就是把宏觀經濟當企業來看的微觀思維。其潛台詞是，政策的「彈藥」是給定的，只有這麼多，用一點就少一點，所以得省着用；要是把「彈藥」用盡，政策就難以為繼，甚至還會搞出問題。這種說法雖然聽上去符合普通人的常識，卻是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誤解。

討論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時，需要知道這個國家所身處的宏觀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決定。政府作為宏觀政策的決策者，自己的支出關係着民間的收入。政府開支的變化，會影響民間經濟的活躍程度，並反過來引發政府收入的變化─對政府而言，其收入是「內生的」，受政府自身的影響；這與微觀企業和個人將收入當成「外生給定」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反差。

當宏觀經濟陷入需求不足的低迷狀態時，政府如果量入為出，則民間的收入和支出會進一步下降，進而讓財政減收壓力變得更大。因此，政府反而要逆周期調控，通過財政支出的擴張來增加民間收入，帶動民間支出，進而打破經濟收縮的惡性循環。對只懂微觀經濟運行的人來說，這樣正確的政策應對是反直覺，甚至反常識的。這正是克魯格曼說「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的原因。

運用宏觀思維來思考刺激政策，就能發現在不同的宏觀環境中，同樣的政策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還是以財政支出政策為例。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宏觀經濟環境中，經濟中會有非自願的失業。此時，財政支出的擴張、花更多錢來購買產品和服務，可以讓失業的工人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人有了工作和收入後，其支出也會相應增加，從而讓更多失業的人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這時，財政刺激會「帶動」經濟向好。反過來，更加活躍的民間經濟活動也會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從而讓財政刺激政策更可持續。

但在需求過剩、供給不足的宏觀環境中，財政刺激政策會有不同後果。此時，經濟中應已經達到了充分就業，工人們工作量都已經飽滿。此時，如果財政支出進一步擴張，工人們為了滿足財政的購買需求，就只能放下自己手中本來計劃要做的工作，轉而為財政增加的產品和服務之需求工作。這時，民間的工作總量和收入總量並不會因為財政刺激而明顯增加，而只是工作內容發生了變化。此時，財政刺激會「擠出」（crowd out）而非「帶動」民間需求，並不會讓總需求擴張多少，也不會讓經濟活動變得更加活躍。

顯然，在需求不足和需求過剩兩種宏觀環境中，財政刺激政策在前一種情況中可取，在後一種情況中不可取。上述例子說明，脫離具體的宏觀經濟環境，泛泛地說刺激政策是好是壞、應當還是不應當，沒什麼意義。

疏通內循環堵點

當然，一概而論地反對刺激政策的人應該還是少數，更多人擔心的是刺激政策的持續性。不少人認為，刺激政策雖然短期有正面效應，卻會在長期讓經濟付出更大代價。也有人認為，刺激政策會延緩甚至阻礙經濟結構改革。

近些年來，中國刺激政策的主要着力點在基建投資和地產投資兩個傳統經濟增長引擎上。有人擔心，將資源投放在這二者之上，既可能固化中國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還可能擠佔經濟轉型所需之資源，從而阻礙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革。但這種擔心缺乏根據。

將刺激政策與結構改革對立起來的看法似是而非，搞反了因果關係：刺激政策是經濟結構問題的結果而非原因──正是因為經濟存在結構不合理之處，所以需要利用刺激政策來穩定經濟；而不是反過來，因為在用刺激政策，所以經濟結構不合理。

在討論中國經濟結構時，有需求面和供給面兩個所指。在需求面，中國的結構問題主要是消費不足導致的內需不足。而在供給面，中國的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還不夠優化，且在部分行業存在關鍵供給瓶頸。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需求收縮，增長減速之壓力，主要產生於中國需求面的結構問題。而需求面的結構問題，是刺激政策可以對沖的領域。

筆者曾撰文詳細分析過，中國因為居民總收入佔經濟比重較低，所以長期存在消費不足、內需不足的經濟結構問題。面對這種情況，「上策」是調節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佔經濟的比重，從而疏通中國經濟內循環的堵點，從根本上化解內需不足的問題。

在收入分配結構的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中國的「中策」是用刺激政策來刺激內需，落腳點只能在組成內需的消費和投資中。在投資中，又只能在基建投資、地產投資和製造業投資這三大組成部分中選擇。從政策效果來看，基建投資和地產投資是刺激政策着力點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刺激製造業投資會直接帶來產能擴張，加大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壓力；消費受限於居民消費，很難在短期內被刺激起來。

面對中國需求面的結構問題，調節收入分配的「上策」與刺激投資的「中策」並不矛盾。正是因為「上策」推進不足，所以才需用「中策」來穩定需求和經濟增長。而且，在當下內需不足的經濟環境中，刺激政策並不會「擠佔」經濟轉型所需資源，而反而會「帶動」民間支出。不取「上策」和「中策」，只是期望經濟需求面結構的不合理之處因為增長放緩而自動消失，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

面對中國供給面的結構問題，刺激政策雖不能代替結構改革，卻可以營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從而對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有力支持。所以說，刺激政策與結構改革並不矛盾。而且在實踐中，可以將刺激政策和結構改革結合起來。比如，政府刺激政策在發力時，可以把着力點更多放在消費上，一方面增加消費者的收入，一方面化解約束消費的供給堵點。又比如，在刺激基建投資時，可以更多向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基建」瓶頸處用力。

認為刺激政策會阻礙結構改革，甚至認為不刺激就自動能實現結構改革的想法，對經濟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