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在國際貨幣政策體系扮演關鍵角色，其「掌舵人」——美聯儲主席更因享有的聲譽和影響力而備受關注，每一輪貨幣政策周期深刻地反映了美聯儲主席的個人風格及貨幣政策理念和價值取向。
美國1837-1862年間的「自由銀行時代」沒有正式的中央銀行，1862-1913年間一個（私營的）國家銀行系統起到了這個作用。到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歐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稱聯邦儲備法案），美聯儲（FED）由此誕生。直到1970年代，價格穩定或最大限度就業的「雙重任務」寫入《美聯儲法案》。
沃爾克時期的堅定不移
1970年代的美國經濟進入「滯脹時期」（Stagflation），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因力挽狂瀾地抗擊1980年代美國的高通脹而頗受稱讚。沃爾克一貫強硬地捍衛聯邦儲備體系的獨立地位，他不僅認為貨幣政策體系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還認為地區銀行相對於整個體系的特殊且獨立的作用，也應該受到尊重。這一點，或許與他當過多年紐約聯儲銀行行長有關。
沃爾克用美聯儲的信譽「下賭注」，以高利率阻擊高通脹，在他上任時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是11.2厘，1981年夏天已經加息至20厘，實現了「打斷通貨膨脹的脊樑」的目標，而付出的代價便是美國經濟衰退（1980、198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分別衰退0.3%、1.8%），以及部分銀行破產。但在沃爾克任期內，美國GDP的平均增速仍維持在3%左右。
至今人們仍對沃爾克的「堅定不移」仍然念念不忘。為應對通脹，美聯儲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連續11次加息，累計加息幅度達525個基點，此後連續六次在貨幣政策會議中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沃爾克的經驗表明，應對高通脹必須果斷決策，否則便可能出現「通脹暫時論」及報復性加息，反而損害貨幣政策信譽。長遠來看，沃爾克在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的經驗是可取的，即便期間造成部分銀行破產，也起到了「吐故納新」的效果。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後，美國啟動金融改革，在2010年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弗蘭克華爾街金融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中形成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旨在限制銀行的自營交易活動，以減少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可見，保羅·沃爾克極具個性的個人風格和金融發展理念仍在發揮重要作用，影響着後來的美聯儲貨幣政策地位和走向。
格林斯潘時期的放鬆監管
1980年代早期，沃爾克的繼任者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更加傾向於通過靈活的調整利率和購買資產的方式來穩定經濟，而不是過度地使用激進的貨幣政策。格林斯潘一向反對價格管制，支持放鬆金融管制，他認為監管就其性質而言，是妨礙市場自由行動的。但如果任憑放任自流，金融機構並不會自我糾錯，反而引發超預期的金融危機，這也是格林斯潘飽受詬病的主要緣由。
但不可否認，格林斯潘在降息周期中引導經濟實現「軟着陸」的貨幣政策經驗仍具現實意義。1995年美聯儲半年內六次降息，利率從6厘降至5.25厘，而當年的美國經濟實現2.7%的增長，1996-2006年美國的GDP平均增速在3.4%，遠高於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年均1.8%的增長水平。格林斯潘在任期內成功引領美國經濟度過當時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因而被稱之為「經濟大師」，但也為非理性繁榮後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救助銀行危機也是格林斯潘在1970-80年代所主張的，但在具體的銀行救助措施中，他認為各家銀行需要緩衝資本的數量不同，並提出銀行應該保留更多的自有資本，主張監管不干預銀行保留自有資本的決策，表明其看好金融自由化政策，並對放鬆金融監管深信不疑。這一觀點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仍在發揮作用。
在缺乏明確證據的情況下，格林斯潘更願意作出對銀行家們有利的判決，但恰恰也是這種觀點使得2008年前的各種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監管卻對此置若罔聞，直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瞬間遭遇恐慌，最終導致危機的發生。
伯南克時期的救火經驗
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於2006年接任格林斯潘的美聯儲主席職位，並在其後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扮演着「救火隊長」的角色，將美聯儲「最後貸款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新的高度。
伯南克以研究「大蕭條」而聞名，更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回顧「次貸危機」時認為，恐慌始於次級貸款，但最終迅速發展為幾乎所有形式的家庭和企業信用的信心喪失，這幾乎摧毀了金融體系，進而拖垮整個經濟。因此，伯南克果斷地採取了下調標準利率並出台寬鬆貨幣政策，打破了美聯儲貼現窗口政策，將過去只能提供給銀行體系的貸款同樣發放給了影子銀行，支持批發融資市場並提供流動性支持。
然而，伯南克認為當時的貨幣政策操作是滯後的，而且規模仍不夠大，不足以完全防止資金短缺和拋售，進而啟動量化寬鬆（QE），即大規模資產購買（LSAP），次貸危機後降息100個基點至接近零利率，阻止經濟衰退，被外界稱之為「伯南克對策（Bernanke Put）」。
伯南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是一個持續摸索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帶有試錯的傾向。如伯南克在書中討論購買美國國債時所言，「我們既不確定購買的有效性，也不確定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伯南克所為人熟知的量化寬鬆政策，正是在各部門博弈及試錯的過程中誕生的。伯南克認為，政策預期很重要，無論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還是前瞻性指引，都需要進行充分的市場溝通，二者是緊密相連的。此外，伯南克領導美聯儲開啟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支持並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增強了美國金融系統穩定性。
相較於前任格林斯潘，伯南克通過政策聲明、公眾演講以及前瞻性指引加強貨幣政策預期管理。伯南克反覆強調將「不惜一切代價」防止經濟崩潰。在很大程度上，他確實做到了。危機開始大約兩年後，美國經濟開始復甦，2010-2019年美國GDP平均增長2.4%。
耶倫與鮑威爾的鴿派標籤
伯南克之後，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然消退，經濟處於復甦周期。2014年2月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任職美聯儲主席。耶倫以「鴿派」風格為人所知，主張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利率在創紀錄的低利率，更關注就業市場疲弱、經濟增長乏力等議題，而耶倫早前主攻方向為失業率的原因、機制及影響。耶倫任期內啟動十一年來的首次加息，將美國的中性利率調降至2.8厘左右，其間美國的通脹接近於2%的目標水平，失業率從上任時的6.7%降至4.1%。
耶倫之後，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於2018年2月正式出任美聯儲主席，2022年開啟第二個任期。鮑威爾的貨幣政策主張和耶倫相似，同被市場貼上「鴿派」標籤，第一任期即延續耶倫的低利率政策，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25個基點到1.5厘至1.75厘的水平。新冠疫情後，鮑威爾更直接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0。在經歷了飽受詬病的「通脹暫時論」，鮑威爾開啟「補救式」加息。
回顧歷史經驗，美聯儲七輪降息周期中，降息前兩個月至降息後三個月，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整體保持下行趨勢。美元指數則呈現降息前後不同的波動表現。當前，美聯儲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仍在高位，而且中性利率仍遠高於疫情前水平，本輪降息的時間可能拉長，一方面要謹慎評估美元降息對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動的影響，平穩的降息有助於緩解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出壓力；另一方面需要關注風險資產價格的波動，防範經濟「硬着陸」。顯然，美聯儲首次大幅度降息透露出對美國經濟可能「硬着陸」的擔憂。鮑威爾也強調，對降息50個基點不應被視為新的常態。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