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庭裁定已停運《立場新聞》的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理總編輯林紹桐「串謀發布及複製煽動刊物」罪罪成。案件於9月26日宣布判刑：鍾沛權判囚21個月，林紹桐獲釋，《立場》母公司則罰款5000元。
本案是香港回歸後首次有傳媒公司與傳媒工作者構成煽動罪，因此也格外引人關注。外國勢力當然會攻擊與抹黑，這個是在預料中的。而記協也毫無根據地聲稱案件反映新聞自由衰落，造成不可逆轉傷害云云。其實，記協才是更需要通過此案件反省的。香港過去一味強調所謂「新聞和言論自由」，很少有人談限制或底線，即使出格過界，也好像沒有什麼重大後果。現在有了案例，劃出了紅線，所以才會有人覺得反差太大，認為新聞自由被限制了。新聞自由相當重要，基本法將其作為基本權利給予保障，但新聞自由從來就不是絕對的，不能損害國家安全及破壞社會秩序，是有底線的，這就是「立場新聞案」清楚帶出的信息。
將平台變成危害國安工具
首先，新聞自由意味着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士是有特殊責任的。1996年9月，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制定了新聞記者的職業倫理規範，其核心就是追求真實並加以報道。相信香港的新聞工作者都熟悉這個倫理規範。本案中，法官認為新聞工作者都知道「新聞工作的首要責任是講真話，不是講假話，不是講半真半假的話」，當發布者盡力查證事實，自然有客觀基礎。可惜一些新聞工作者只顧政治立場，忘記了真正的責任。
其次，香港的煽動罪原屬於《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罪行，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由港英政府頒布的《煽動刊物條例》，1938年港英政府訂立《煽動條例》，於1970年代才納入《刑事罪行條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取代了《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第10條，並把「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發表具煽動意圖的文字或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複製或輸入該刊物」訂為煽動罪。這個是成文法律，相信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士也知道這樣的法律規定。只不過香港回歸後幾乎沒有執法，再加上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誤導說這個是古老法律，違反人權法云云，一些新聞媒體人不當回事而已。本案中法官也一針見血指出，煽動罪自1938年起是成文法罪行，為傳媒工作者提供指引；即使回歸後沒涉及傳媒的案例，傳媒仍可參考歐洲人權法庭案例。所以，想以「不知法」為藉口推卸責任是站不住腳的。
本案中，可以看到法官對兩個被告人的描述：兩人非單純新聞工作者而是「參與抗爭者」，罪行相當嚴重。這說明了兩被告人已經不是履行新聞職責，而是站在「抗爭者」一方與政府抗衡，而將《立場新聞》變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或者說以新聞自由作為「擋箭牌」去實施損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屬於明知故犯。
誠如法官裁定，《立場新聞》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義」，2020年至2021年間發布11篇煽動文章，成為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
本案的判刑也是令人關注的。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最高囚2年。對於審批發布大部分文章的鍾沛權，郭官採納23個月量刑起點，因審訊壓力減刑兩個月，判囚21個月。至於林紹桐的判刑，法官以14個月為量刑起點，並因應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減刑，讓他不用即時入獄。這一方面表明了兩人罪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區別對待。當然，今後若犯煽動罪，判刑會更加重，因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的煽動罪最高刑期為7年。
客觀持平報道評論不會違法
「立場新聞案」引出的教訓是深刻的，希望新聞工作者能夠平衡好新聞報道與遵守法律底線的關係。客觀持平的新聞報道或評論才不會逾越紅線。前不久，記協聲稱有數十名記者近月受不同滋擾及恐嚇。事隔近兩周後，記協主席向會員表示，得悉警方已接觸最少兩名報案人跟進案件，私隱專員公署亦將部分投訴轉介警方跟進。這就足以證明，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和關注保障香港的新聞自由。記協主席亦指出多名官員表明不接受滋擾恐嚇的行為後，相關情況「似乎全然停止」，「在香港法治和保安官員的威嚴下，歹徒仍然有所忌憚，不至於公然繼續其惡劣行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不論任何背景立場，如果任何人受到騷擾或威嚇，執法部門都必然會公正處理。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湖北社團總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