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會在語文課本中讀到許地山的《落花生》，為其中所提倡的不求回報、只深埋在地下的奉獻精神所打動。1935年，許地山得到胡適的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他推動中文教育改革，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在香港走過生命的最後6年，於1941年在香港逝世。
今年是許地山誕辰130周年，回望其為香港文化奔走留下的足跡，真真踐行了他在《落花生》中所寫的那句，「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大公報記者 劉 毅
作為中國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許地山與茅盾、葉聖陶等人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創作了散文《落花生》、小說集《綴網勞蛛》、散文集《空山靈雨》等。在香港期間，他大刀闊斧推行中文改革，引導香港學子認識中文之可貴，愛上自己的祖國文化。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為祖國的抗戰與文化事業拚盡最後一分氣力。
促進中小學課程革新
許地山於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1922年，許地山前往海外學習，研究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等，1927年回國任燕京大學教授，另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兼課。
1935年1月，胡適到香港大學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應校方之邀，推薦許地山來香港執掌中文系。同年8月，許地山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革新課程內容，將中文系易名「中國文史學系」，在香港掀起新文化的風氣。彼時，張愛玲也在香港大學求學，是許地山的學生。
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在學生時代，就從課本中讀到了許地山的《落花生》。時至今日，他還記得文中「只求耕耘」的精神，談及許地山在香港的歲月，潘耀明表示：「許地山在港大攏共六年，貢獻厥偉，對香港近代文學界、教育學等各個文化層面都有奠基人的作用。」
在香港大學推行教育改革之外，許地山更銳意推動本地中小學生的課程革新，擔任中小學的校董或理事，時常向中小學師生發表講話，「他積極改革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和業餘教育，亦主張改革八股文，提倡拼音文字，為香港的教育改革出了大力。」潘耀明說。
尊重方言文化特色
與此同時，許地山還引導香港兒童文學發展，於1941年在香港兒童雜誌《新兒童》創刊號和第二期分別發表了《螢燈》、《桃金娘》兩篇兒童文學作品，並扶持培養本地的兒童文學作家。
為了踐行其所堅持的教學方向，1936年11月，許地山親自改編、指導學生排演的現代粵語話劇《西施》在香港大學上演，時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在日記寫到：「許地山改編過《西施》的話劇，一劇二三四幕都印好了，全用廣東話，比頭作好多了，我說若果連第一幕也改寫過，那麼粵語文學不愁沒有資料了。」由此可見，許地山不僅推動白話文學的普及，也十分尊重本地的方言文化特色。
許地山學貫中西且博古通今，是文學大才，對文化名人有惺惺相惜之感。1936年，徐悲鴻在香港辦畫展時，許地山安排徐悲鴻住在自己家中，還協助徐悲鴻在香港大學舉辦個人畫展。
許地山還邀徐悲鴻同遊赤灣，實地考察宋代赤灣少帝陵（宋少帝帝昺陵）遺跡，後於1941年發表文章《香港史地探略》《香港考古述略》，論述扎實。《國粹與國學》一書收錄了許地山在逝世前一年於《大公報》連載的13篇議論文章，涵蓋文物、語文等領域，當中也有對香港考古工作的記述。
不遺餘力參與文物救亡
除教育家、文學家身份之外，許地山也是愛國社會活動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中國文化協進會等團體中擔任重要的社會職務，也常出席各種文化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保護國寶級的善本古籍不受戰火損壞，鄭振鐸等人決定將香港大學圖書館確定為這批珍貴古籍的中轉安置場所，香港方面的接收人正是香港大學的許地山和陳君葆。
從1938年起，鄭振鐸與徐森玉便將古籍先後一包包郵寄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為了接收和安置這些善本古籍，許地山和陳君葆常常親自跑到碼頭和船艙去交涉、提運，在當時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許地山和陳君葆常常以步代車，投身到這件有重大意義的護書工作。
許地山參與的另外一項文物救亡工作是國寶「居延漢簡」的搶救，為躲避戰火的侵擾，一行人護送「居延漢簡」由北南下至香港，許地山在香港主導保護了「居延漢簡」，為此積極調動各方力量。
「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他身先士卒，毫不懈怠，積極奔走，但凡認為有關抗日救亡的工作和活動，他都會參與。」潘耀明表示，許地山在各類文化團體和機構都不是掛虛名，而是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地做事。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因為感冒引起了心臟病突發，在香港島羅便臣道寓所逝世，終年48歲。由於當時時局不穩，許地山家人決定將其遺體安葬於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一代教育家、文學家、學者，就此長眠於香港，各界弔唁者甚眾。
或許，今人談及許地山，想到的就是課本中的《落花生》，卻已難在他生前居住過的港島羅便臣道找到曾經的足跡；也或者會在讀到張愛玲的《茉莉香片》時，驚覺原來書中的言子夜，其原型正是許地山；也或者會在穿梭於香港大學校園時，看一看鄧志昂樓，繼而走一走南區文學徑，在域多利道／金粟街休憩處內，找一找狀若花生的紀念許地山的雕塑「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