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溯源」第二期走進距今五千二百至三千八百年前後的古國發展時期。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的「中華文明溯源」展覽，在第二單元綜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古國時代的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探究了古國文明在「孕育」後的「綻放」。本期繼續跟隨展覽策展人黃煒均的重點文物介紹，以另一件國家一級文物「琮」為代表，講述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故事。\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

在古國發展時期，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開始衰落，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如良渚文化，與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明如大汶口文化走上了發展道路。中原和北方地區，如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等後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

古國發展

「琮」所屬的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雕刻精美，製作者很可能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另一方面，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而大汶口文化分布於黃河下游一帶，其文物「蟬形指環」同樣體現了玉器製作比起「孕育」的時期更趨專業。

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屬於「古國時代的第二階段」。在這個時期，中華文明禮儀制度的發展、古國社會的專業分工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實證，古國先民在文明孕育後逐漸發展，並在文化的傳播中逐漸綻放。

而距今4300至3800年前後的「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文物，則屬於後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與石峁文化。它們出土的文物與傳統文獻中關於上古帝王的記載存在一定的聯繫，為揭開古國先民祭祀儀式的神秘面紗提供了更多線索。

「琮」「璧」──良渚文化

「琮」所屬的良渚文化，是早期區域性王權國家的代表，也是尚玉的文明。琮形制的器物始見於這段時期，是王和貴族身份象徵。良渚文化分布廣泛，在其後的時代，琮更被不同文化吸收，折射出多元文化的交流，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見證。

與「琮」一樣，「璧」是良渚玉器中的大宗器物，在墓葬中多為成批發現。玉璧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玉質細密，色彩純淨，常放置在墓主人胸部，應作為禮器。另一類質地與製作稍遜，多發現於墓主人雙腳下方，被認為財富象徵，專為隨葬而製。良渚文化的璧同樣廣泛傳播。

「虎頭」「人頭像」──後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因發現於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遺址而得名，其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禹征三苗」相符。

玉虎是石家河玉器的代表器形之一。由於虎形玉器出土數量較多，且整體形象威嚴，學者多認為其與宗教祭祀有關，推測當時或有崇虎信仰。

人頭像為石家河最突出的玉器類型之一，學者多將其分成帶獠牙、形象神秘怪異的神人像，或無獠牙偏寫實的人像兩種。人像有的呈管狀，可能在儀式時佩帶，或作為儀仗裝飾，是權力與等級的標誌。

「（土）鼓」──陶寺文化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黃煒均表示，有學者聯繫在陶寺遺址中發現的觀星台，與堯舜時代帝堯「觀察天象制定曆法」的記載，認為陶寺可能即是帝堯的都城平陽。

此土鼓目前僅見於早期大型墓葬，同類別土鼓更有高逾80厘米者，常與鼉鼓和石磬同出，被認為與等級和禮樂制度的雛形有關。石峁遺址所在陝西北部地區曾徵集得同類土鼓和石磬，顯示陶寺人群和石峁人群的相互往來。

「蟬形指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現了專門作坊，玉器的製作更趨專業。焦家遺址有接近一半的墓葬皆出土玉器，可見是黃河下游史前重要的用玉中心。此指環特別之處，在於表面雕琢出一隻蟬，環上另有一個橫向透鑽的小圓孔，除戴於指上，可能還有其他用法。

分別屬於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兩大文化，都出土了雕刻更為精美的玉器。對比較為原始的紅山文化玉器，可以看出古國發展時期的玉器雕刻技藝更為發達，出土的範圍也更為廣闊。這一方面有賴於從事玉器磨製、雕刻的工匠分工更專業；另一方面，考古發現良渚文化的建築存在宏大的外圍水利工程，這意味着良渚先民可以憑此發展蓬勃的農業，養育更多的人口。而大汶口文化的「蟬形指環」中「蟬」的意象被學者認為是「知時雨」的存在，也許與先民關於農業生產的信仰存在聯繫。

「神人對虎紋石雕」──石峁文化

石峁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由「皇城台」、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並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有學者依據石峁附近黃帝冢墓與祭祀黃帝的祠堂，從而認為石峁遺址與黃帝的都城昆侖有關。

石峁城址裝飾豐富，其中皇城台路面雕刻了符號，護牆上下還有數十件浮雕，飾人和動物紋等。有學者認為「神人對虎紋石雕」是從其他高等級建築拆卸而來，個別紋飾又與後石家河和二里頭文化遺跡所見相似，其中或有聯繫，唯意思未明。

在古國文明發展時期，玉器仍然佔據了古國先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比起「孕育」時期，本期的文物體現先民更明確的分工，玉器也被用於與平民明確區分的貴族禮儀之中，甚至一些文物器形也在廣泛的區域中傳播。此外，從陶寺等巨大的城邑遺址中，發現了與信仰體系息息相關的文物。這些發現證明了中華文明在擁有精神生活的基礎上的發展：分工成熟，禮儀制度逐漸完善，不同文化之間存在更緊密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