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進入深度轉型的關鍵階段，發展狀態上，從高速浮躁的增長轉變為回歸平和的增長，這個過程是一個經濟體走向成熟，年輕人經濟體走向老齡化階段的客觀表現。同時，各地區的發展差異將會越來越大，「鶴崗型」城市已經完成了着陸，一些東南沿海城市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承載着新質生產力的夢想。

在社會治理上，由於告別高速增長，各種矛盾和風險開始暴露和出清，轉型的陣痛不可避免。在財稅體制上，增加中央赤字勢在必行，央行的表將接力商業銀行的表，繼續為社會注入貨幣和信用。

中國經濟從2015年開始，先後經歷了2015年結構性供給側改革、2016年防風險攻堅戰、2018年中美貿易戰、2019年扶貧攻堅戰、2020年抗疫、2021年三條紅線、教培清理、平台整頓、共同富裕，2022年中國式現代化，用盡十年的時間，開啟了從高速度粗放發展模式，向高質量創新發展模式的深度轉型。

當前全球處於政治衰退大潮之中，無論是轉型國家還是成熟的現代國家，都在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國家都面臨着失敗的可能。在歐洲，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德國，舊有的現代政治結構已經不再穩定，在加拿大、美國，在韓國、日本，政治也遭受重大的衝擊，更不用說敘利亞等本就不穩定的非現代國家。

今天，中國正在從房地產和地方債的「綁架」中「出埃及」，然而那個應許之地在哪呢？三條紅線等「破」了很多，但「立」的地方在哪裏呢？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似乎是，但問題：一是破的領域都很具體，比如地方債、教培、醫藥改革等行業整頓，然而「立」的領域比較抽象，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怎麼形成實物工作量，這個還缺乏具體的技術路線；二是「破」的量太大，房地產和地方債都是百萬億元級，「立」的那些高新技術領域太小，短期內杯水車薪，很難彌補房地產和地方債治理引發的需求和信用缺口，因此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

一切困難都可以認為是暫時的，轉型的陣痛或許也難以避免。現代化既是解決傳統國家諸多問題的必然道路，同時本身也會經歷種種危機。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是一種嘗試，計劃經濟與集中管制的成本如此高昂，社會動員的效率如此之低、風險如此之大，以至於無法再繼續走下去。於是形成了中國當代史最大的歷史資源——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市場化是唯一的道路。然而，如果認為市場化之後就一勞永逸，那也缺乏對歷史進程複雜性的深刻認識。特別是，自2009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採用另一種近似「大投資」的方式，以債務驅動型的城市化消化後工業化時代積累的過剩產能。

深耕細分領域成為主導

未來基本的方向大體可以觀察到以下幾方面：

一、在發展模式上，集約式、精細化、在某個細分領域深耕的商業模式將成為主導。多元化經營只屬於某幾個大型集團，中型規模的機構最難受，產業經濟進入「啞鈴型結構」，即大型有實力的國有集團和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民營混合實體，加上數量眾多、優勝劣汰較快的小微企業。這恰恰是轉型時期，宏觀大分化力量在產業結構上的影射。我們必須學會與容易搞錢的時代的告別，與時代紅利告別，只有埋頭苦幹、精心鑽研，才能在一個內卷時代打造有競爭力的產品。

二、在治理結構上，由形式上的強中央─弱地方模式，逐漸轉為地方各顯神通、分化加劇，區域經濟增長和貧富差異將越來越明顯。大一統的土地財政結束，原來的分稅制注定需要改革，否則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將嚴重短缺。在經歷一系列真空和陣痛之後，各個地方政府的自治理、地方社會的自組織模式逐漸增強，率先找到財稅迴圈新模式的地區將率先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南北差異進一步加大，需要中央轉移支付的地區越來越多，央地矛盾轉化為地地矛盾。東西差異也在展開，西部承載着國家安全的使命，東部承擔着經濟發展的使命，但國家資源的投入逐漸轉向前者。成渝、新疆、內蒙等地將承載越來越多的東部產業遷移使命。

三、在財稅改革上，深度轉型期必然是赤字財政，而且是中央赤字替代地方赤字。青黃不接的歲月，中央應該擔負起應該擔負的責任。大發展時代，地方政府主導唱戲。轉型是一個事關國運的大公共品，從法理上來說必然要求中央主導。過去那種「中央發文地方落實」的模式會發生深刻轉變。伴隨的則是，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替代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商業銀行的表先進入高質量管理階段，從規模驅動向品質驅動。一批金融機構將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產清算出清過去的歷史包袱不可避免。財政來源來自赤字，赤字率將從3%的時代進入4%、5%的「新常態」。財政用途，一是補充地方財政，特別是地方欠款，二是用於民生。因此未來一段時間的財政模式將是「民生+赤字財政」。把赤字用於民生領域並非壞事，而是重塑國家無形資產，民生凝聚民心，民心是最大的國家無形資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內核。

四、在增長動力上，必然轉向內迴圈為主導，而且是消費為主導，現代化轉型的最終形態是「民生型財政＋創新型經濟＋消費型社會」。最近兩年的中國經濟深度轉型期，之所以表現的比其他國家有韌性，主要是因為還有外需支撐，以消化過剩的產能。但中國要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需求和市場還需要掌握在自己手裏，以內需為主導，不能需求也受制於人，一直為別人做嫁衣。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已經近乎飽和，大型基礎設施處於投無可投、建無可建的階段，只做好維護和折舊投資工作就好了，其實這麼龐大的基礎設施，維護與折舊投資費用就是每年幾萬億。因此只能向消費要動能，消費型社會不僅是一種增長模式，還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變革。以消費者為中心，是以人為本的法治型、福利保障型社會，政府將預防性儲蓄買斷，老百姓才會釋放消費活力。從理論上來說，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投資也是為了最後的消費，中間只是隔着多層的資本品和迂迴生產。雖然社零數據依然不佳，但是新的集約式、體驗式的消費模式已經悄然興起。從過去大發展時代時間昂貴變為今天的時間便宜，旅遊、娛樂、文化、遊戲、寵物、社群等新的時間密集型消費形態也將興起。

引導降低房產佔財富比重

五、在財富結構上，隨着國家安全的意識不斷提高，國家財富和資本的再積累成為傾斜的對象。民眾的財富過去主要累積在房地產上，這種情況將大幅變化。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房地產被徹底放棄，而是在財富組合中處於減配的地位，從過去七成以上的超配，逐漸變為四成左右的中配，其間的財富缺口，大約百萬億資金，需要金融資產和大宗實物資產（比如黃金）來承接。還要注意另一問題，就是房地產帶給民眾的不僅是資產和財富，還有負債和利息負擔，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這意味着民眾財富端切換並不那麼容易，超額的財富和剩餘流動性並沒有那麼多，有六成以上還要「配置」到債務的管理上（考慮到三成首付），這將嚴重制約股票等金融資產的配置空間。所以深度轉型期，還要經歷一場痛苦的債務周期緊縮階段的去槓桿過程，這個過程也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輕鬆。地方政府要化債，社會民眾也需要化債。從通縮型去槓桿到和諧型去槓桿再到通脹型去槓桿，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當前決策層已經啟動和諧型去槓桿的進程，由於量級太大，現在還是以時間換空間，寄希望於經濟和通脹起來後逐漸稀釋債務。對於這個過程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有心理準備。

總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深度轉型的關鍵階段，在增長動力上，民生型政策＋創新型經濟＋消費型社會構成新的「三駕馬車」，艱難彌補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深度調整產生的動力缺口。而在資產配置上，房地產將在國民財富組合中減配到四成，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資產和經典的實物保值資產。這個切換過程不僅是資產和財富的切換，還需要債務的重組和化解，這也需要足夠長的時間。

（作者為西澤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