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問

一

一說起八股文，我們就會想起很多笑話，清代乾隆間徐大椿《道情·刺時文》有這樣幾句：「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長年累月學寫八股文，卻連歷史常識都一無所知，可知八股文害人之深。到了晚清的時候，康有為更是說：「台灣之割，二萬萬之賠款，琉球、安南、緬甸、朝鮮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與人，國之弱，民之貧，皆由八股害之。」（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一種考試的文體竟然會導致國弱民貧的惡果！

不過，在明代時候，王思任卻給八股文一個很高的定位，認為八股文中的小題代表了明代的文化精神。今人或許會覺得王思任「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究竟是徐大椿、康有為揭出了八股文的禍根，還是王思任道出了八股文的真相？八股文究竟是一種什麼文體？

近三四十年來，學界已漸漸能夠採取客觀的、學術的態度對待八股文體。但學界對八股文體的認識仍然集中於對其「破題」、「承題」、「起講」、「排偶」、「小結」的外在體例規定的研究上，仍然會強調「八股文體在思想表達上是僵化的，但在文法上是可取的」的觀點。這顯然無法解釋明代二百多年八股文的名家輩出、名文迭現的歷史，無法解釋丘濬、王陽明、張居正等人都因八股文而進入仕途、成為一代名臣的歷史。

復旦大學教授陳維昭最近推出他的潛心之作《考官·命題·文風：明代鄉會試四書文命題研究》（以下簡稱「陳著」），該書把八股文放在唐宋以至明代的文化生態中，考察八股文的各種文化關聯，客觀冷靜地呈現八股文的種種面相，把歷史辨析與文本分析相結合，在豐富的文獻論證和深入的義理探討中還原八股文的歷史真相。

二

陳著的第一個特點是，把八股文放在經學流變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因為八股文的義理基礎是經學，經學的發展變化導致了八股文風隨之而變。按明初官方功令，八股文應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去闡發經義，但是，明嘉靖以後，隨着陽明心學和禪學的盛行，八股文寫作出現了新的變化，陳著指出，焦竑《四書講錄》、袁黃《四書刪正》均以陽明學釋四書，湯顯祖、楊起元以禪學寫八股文，引發晚明數十年八股文的新面貌。

在梳理明代八股文流變的過程中，陳著引入一個重要的參數──考官。科舉考試雖為朝廷所推行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文體雖由朝廷規定以程朱一脈的理學思想為旨歸，但是，執行命題、衡文、取士職能的則是考官，而考官在此過程中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權，這使得考官成為八股文風發生變化的最重要變數。陳著緊緊抓住「考官命題」這一關鍵性環節，指出八股文題目的形態及其變化，直接導致八股文風的變化，比如晚明截搭題的出現，催生了「釣、渡、挽」修辭手法的普遍流行，由此形成重「機趣」、重「機局」的八股文寫作理念。

正因為考官命題在八股文體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具有如此直接而重要的作用，陳著以「命題」為原發點，上溯明代考官的聘任制度和閱卷制度，考察考官所處的政治文化生態，尤其是考察八股文命題與考官的政治文化生態的關係，由此彰顯八股文命題在文化中的開放性功能。

三

陳維昭教授長期從事科舉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對搜集到的二千四百一十八道明代鄉會試的四書文題目進行辨析、歸類，從而形成對經學史、科舉史、八股文史的一系列論斷。譬如通過考察明代鄉會試四書文題目在四書上的分布情況，陳著指出，儘管四書只有區區五萬字，但明代鄉會試的四書文題目並未覆蓋四書的全部文字，而是集中於四書中義理冠冕的部分，這就說明，明代並未出現「題庫危機」，截搭題的出現有其更為深刻的原因。

又如，陳著指出明代八股文在小結之後還有一個大結，可以表達士子對儒家經典的個人見解，內容涉及政治、軍事、財政等等，可見明代八股文在思想表達上具備了「自攄己見」的文體功能。陳維昭於日本蓬左文庫所發現的兩種科舉文獻《四書程墨清商》與《四書傳世輝珍》成為這一獨到見解的文獻基礎。清代方苞《欽定四書文》所選入明代八股文絕大多數已刪去大結，方苞此書已不是明代八股文的原貌。

以文獻為基礎，以命題為原點，陳著由此上溯考官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生態、考官個人趣味，下推明代鄉會試歷科文風之變，從而充分呈現明代八股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由此為讀者呈現了八股文的種種真實的面相，從而有助於我們真實而深刻地了解八股文以及與八股文那段歷史相關的考試制度、文人心態、文章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