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背村，深圳大鵬新區東部一個小山村，依山傍海，山是馬巒山，海是小梅沙，山海之間有一條小眾徒步小道。小村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吸引了很多文藝界人士來此聚居，詩人、作家、攝影師、設計師等等，詩人黃燦然、孫文波和作家周慧就是洞背村的「老村民」。

二○一四年，詩人黃燦然辭去《大公報》二十多年的夜班翻譯工作，帶着幾十箱書從香港遷居到深圳洞背村，過起了養狗、喝咖啡、聽交響樂、爬山的鄉居生活，而寫詩和譯詩成了他洞背生活的重心。

洞背的日常生活，環繞在他的肉體和心靈四周，贈予他密林、雲霧和大海。從都市到鄉村，從新聞翻譯到文學翻譯，新鮮的洞背給了他全新的創作源泉，他沒有改變寫作方法，而是從個人細節出發，書寫對於周圍環境的本能反應。他把自己在洞背村二○一四至二○一六年間寫的詩結為「洞背集」，收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黃燦然的詩》中。

剛剛到深圳那一年，黃燦然翻譯的布羅茨基作品《小於一》獲得深圳讀書月二○一四年度十大好書，我恰是評委，見證了評委們對這本書高度一致的認可。各路媒體記者紛紛深入洞背村，採訪這位「隱居」的譯者。雖然《小於一》不是黃燦然到洞背村後翻譯的，但住在洞背村的八年，他先後又翻譯了布羅茨基、曼德爾施塔姆、勒內·夏爾、希尼、阿巴斯、布萊希特、米沃什、保羅·策蘭等大詩人的作品。

一同住在洞背村的還有詩人孫文波，他比黃燦然早來半年，他們保持着適度的安靜，又不缺乏社交。經常有外地作家、詩人朋友來洞背看他們。多多、王寅、宋琳、葉輝、劉立杆、胡續冬都曾來過洞背村。設計師金瓊的小院裏擺着長條桌椅，有時十幾個詩人坐在這裏聊詩歌和文學，不經意就到了凌晨三四點。

也是二○一四年，四十歲的周慧辭了職，從深圳市區搬到了洞背村，和黃燦然、孫文波等人成了鄰居。十七歲高中畢業後，在工廠縫過鞋跟、裝過手錶機芯，後來考上大專，在深圳工作了十幾年。她厭倦了日復一日人事經理的工作，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

在洞背村，她過上了匱乏但也豐富、自在的無業生活，不想做任何事，沒有社會角色，沒有責任要扛，不需要認可，也無處賣弄。她眺望着山和海、村莊和故人、遠逝的青春和身處的中年。看書、發呆、記錄，沒有虛榮和功利，感受則漸漸豐富起來，有時多到要溢出來，就寫點兒東西。黃燦然看到她寫的東西，鼓勵她，「寫得不錯，好好寫，將來說不定能出一本書」。二○二四年二月，她的散文集《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

編者黃燦然寫道：「你可以把這部書看作一個湖南農村小姑娘一路成長，然後來到深圳拚搏，終於成功了的故事，只不過這成功不是變成大公司女掌門，而是變成一個女作家，她的拚搏是拚搏着不去拚搏，終於贏得沒有財富的自由，過上使貧窮微不足道的生活。」

如今，黃燦然和孫文波都已經離開洞背村。

有人離開，有人到來。

九○後男生忽忽和女生賓波也被這片山海吸引，來到洞背村，開了一家小書店叫「昨日書」，書店就開在黃燦然、孫文波經常聚會的設計師金瓊的小院，洞背舊村三十三號院。

忽忽曾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編輯，後來回湖北老家工作。洞背和他，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然而，緣分這事誰能說得清，他在《在城市的邊緣，開一家小書店》中寫道：

「dongbei，兩個四聲，第一次聽到，彷彿兩個圓圓的石頭滾了下來。那時我對它毫無了解，後來發現，幾乎身邊每一個朋友都知道，原來就是《日常的奇跡》裏黃燦然的洞背。洞背的好，黃老師詩裏寫過，孫文波老師也寫過，周慧（蛋蛋）在今年出版的《認識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寫得更多。」

於是，他們義無反顧地來了，在「昨日書」小紅書主頁，他們寫道：

「五月，來到這座城市的這個角落，喜歡上了，連着幾天半夜睡不着覺，在無人的村裏街道暴走，以雙腳丈量這個小村子，迫切想弄明白它的角角落落，有幾分害怕，也有幾分興奮。

六月，等了好久，從開年就糾纏在這座城市的雨霾終於過去，我們再訪洞背，確定來這裏生活。

七月，將所有的東西，書籍由物流寄過來，其他東西開車載過來，拿了駕照沒開過一千公里，因為相信『力由心生』，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於是就真的自駕開一千公里來到這個人生中的第二個鄉村……

到了十月，這座村莊依然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但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鄉，似乎可以化身為一條小溪，自在流動。隨意走走，看看村裏的老人家在幹什麼，走累了就回到店裏，翻翻書，來一杯手沖咖啡，或是在大樹下打一會盹。」

店名取自忽忽曾經任職的出版公司出品的馬世芳作品《昨日書》，源自鮑勃·迪倫的《My Back Pages》：Ah，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啊，但昔日的我如此衰老，而今的我風華正茂）。

是啊，衰老的洞背舊村，如今風華正茂。因為文學、因為詩歌，以及昨日書裏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