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及中國營造學社，耳熟能詳的多是學社成員對華北五省所進行的調查。然而，營造學社持續時間最長、籌劃最為周密，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野外調查│歷時一百七十三天的川康古建築調查，卻鮮為人知。經梁思成遺孀林洙授權，作家蕭易拿到中國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築調查的完整照片，重新調查那些古建築、古遺跡的現狀，在今年推出新書《漫長的調查：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築調查之路》。\大公報記者 向芸

蕭易接受採訪表示，新書《漫長的調查》濃縮了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築調查的照片背後的故事，以及自己5年重訪古建築的時光。「這是第一次把營造學社在一個省拍攝的照片整理出來，我們所做的只是基礎工作，希望有更多人參與進來，從照片和背後故事中找到更多線索，從各自領域去做更詳細研究，這樣才能更大地發揮這批照片的價值。」

補上四川這塊「拼圖」

從1939年自雲南省昆明出發，至1940年再次回到昆明，漫長的川康古建築調查持續了近半年。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四人靠着卡車、滑竿、人力車、客船等，在四川省和西康省（註：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銷）走過35個縣市，調查古建築、古遺跡730餘處，拍攝照片3100餘張，讓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川康的建築、古物、風土、風情等清晰地留存下來。因調查區域涉及四川省與西康省，史稱「川康古建築調查」。

雖然此前5年的調查中已將華北地區保存較好的古建築摸排清楚，但營造學社對於四川的了解仍停留於法國人色伽蘭（Victor Segalen）、德國人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等拍攝的照片，在營造學社的「調查拼圖」中，還缺少四川這一塊。

由於木構建築保存不易，即使唐代及唐以後的建築史研究能夠依賴木構實存，唐代以前的建築史則主要依靠文獻、仿木構遺存等對當時的木構建築發展水平作佐證研究。

川康古建築調查是首次以現代建築的測繪方式，系統性地研究中國地域性建築與遺存。梁思成等人從川康漢代遺存中找到撰寫、研究唐代之前建築史的方法，得以將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實例由唐宋再次向前推進，讓中國建築史的框架變得完整、內容更加豐富。

由於戰亂、氣候等因素，四川境內木構建築所存無幾，多晚至明清兩代。然而四川有着豐富的漢闕、崖墓、石刻資源，留下了大量攜帶仿木構信息的多種遺存類型。漢代是最為重要的木構建築技術發展的轉折點，這些遺存可以填補中國建築史中漢唐階段的空白。營造學社因此調整了考察重點方向，正如劉敦楨在日記中所載，「故漢闕、崖墓、石刻三者，為此行之主要對象。」

比如學社在川康古建築調查中碰到的第一座漢闕│雅安高頤闕，右闕及耳闕幾乎保存完好，其柱、枋、斗栱大小都存在一定比例。弄清高頤闕的結構，對了解乃至復原漢代建築的整體結構頗有裨益。而學社當年調查的樂山白岩山崖墓，前帶祭堂，鐫刻着古老的漢代建築圖；祭堂中的柱枋、橫枋、瓦當、蜀柱等仿木雕刻；以及崖墓中「事死如事生」的生活場景複製，讓營造學社得以一窺漢代建築的更多細節。

留下川康的「影子」

完成川康古建築調查的同年秋天，營造學社的眾人為躲避戰火，再次拖家帶口前往四川，遷徙至偏僻的宜賓李莊。彼時的營造學社陷入困頓，已無力組織大規模考察。但蕭易仍發現一些不屬於川康古建築調查的照片，並從中看到了學社成員利用一切條件調查古建築的努力。「這個時期的調查工作雖然零星，但我覺得仍然為中國建築史留下了很多特別珍貴的影像和資料。」比如1941年春夏之交，梁思成、劉致平受邀參與《廣漢縣志》的重修，其間拍下的560張照片留下了一個中國城市的影子；同年劉致平調查了新都寂光寺、新津觀音寺等明代寺院，其中在新津觀音寺拍攝的177張照片，有助於弄清四川大型寺院的布局；1942年陳明達參與「川康史跡調查團」，對彭山縣江口崖墓進行發掘，出土了重達22噸的文物等。

在李莊的幾年間，梁思成開始撰寫構思已久的《中國建築史》，將川康古建築調查的雅安高頤闕、彭山崖墓、大足北山石刻、梓潼七曲山大廟、蓬溪鷲峰寺等收入其中。「這說明當時他們仍在做一些川康古建築調查成果的研究。但遺憾的是，這批資料此後一直隨學社輾轉流離，被靜靜壓在箱底，也就少有人知道這次調查。」蕭易說，重走川康古建築調查之路，既是對那些古建築、古遺跡命運的梳理，也是對營造學社這次漫長調查的回顧，讓讀者能穿越80多年的時光重新找尋那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