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的重要論斷，到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南下調研，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息，那就是中央政府高度支持港澳探索「一國兩制」在新階段的新發展路向，並對大灣區加強互惠合作和聯動發展寄予厚望。
去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習近平主席在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習近平主席更提出了「『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的重要論斷，並指出「『澳門＋橫琴』正在成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實現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平台」。這些重要論述，體現了中央對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殷切期盼，為香港參與大灣區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今年年初，夏寶龍主任在專題研討會上對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作出進一步闡釋，希望香港主動識變、應變、求變，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打開發展的新天地。而蛇年伊始，夏主任旋即南下，考察橫琴、前海、河套等大灣區重點合作平台，調研各區的規劃建設與產業發展。
擴大「有限融通」實行範圍
港澳應如何回應國家的殷切期望？筆者認為，「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大灣區未來應努力探索，以「有限融通」的方式來突破大灣區內部「硬邊界」的限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動要素的跨境流動。
粵港兩地分屬不同的經濟體和關稅區，中間存在分隔兩地的「硬邊界」。在大灣區內部，人、貨、信息、資金等要素不能自由跨境流通，面對關稅區邊境及制度的阻隔；對外，香港是自由港和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而內地相對而言是管制型的經濟體，兩地的對外關稅水平、資金流通制度、投資開放程度、對外經濟政策亦有實質的區別，維持各自不同的邊境管制。只要「一國兩制」存在，這個邊界就不會消失──這是大灣區經濟融合面對的客觀現實。
不過，「硬邊界」的存在，並不能阻隔粵港澳三地之間在多方面的融合發展。要作出突破，筆者認為比較務實、風險可控的模式，是通過「封閉管道」實現「有限融通」，讓要素在局部小範圍內實現閉環的跨境流動。
何謂「有限融通」？即是在局部可控的範圍內，實現資金、數據、信息等要素的跨境流動。舉例，目前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之間的金融「互聯互通」機制，包括股票通、債券通、QDII（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FII等（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讓資本在封閉管道內進行跨境流通，形成閉環，不能流出到環外，這就是「有限融通」的典型案例。香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在香港站的有限地域範圍內實施內地法律，同樣是「有限融通」。
又如，「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讓內地貨物在東莞園區內安檢和清關，在封閉式監管下經水路直達香港機場，直接空運往世界各地，也是「有限融通」的模式；而這一模式目前從貨物擴大到旅客聯運，香港國際機場與珠海機場之間通過封閉管道實現「經珠港飛」，也是「有限融通」模式的應用。這種模式雖然比較碎片化、小規模，但是風險可控、可進可退，先對大灣區內的交往作出局部的、逐漸的改善，未來隨着國家整體開放水平的提升，再將封閉管道內的有限融通向外擴展。
未來，大灣區要實現深度「融合」，不妨大力探索其他領域的「有限融通」。比如，「港澳藥械通」一方面可在內地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可否探索內地藥械來港註冊，繼而走向世界的反向「港澳藥械通」？高鐵「一地兩檢」可否探索走向機場、航運碼頭、直升飛機，以及未來跨境的低空經濟領域？適逢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實施十周年，未來如何深化互聯互通機制，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拓寬，進一步便利粵港之間的資金流動、金融開放？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利用「有限融通」模式，推動大灣區內部的數據跨境流通？大灣區標準如何擴大到新的領域，如職業安全標準、食品標準、藥品標準、專業標準等？──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早前，筆者到廣東省發改委大灣區辦公室進行交流，分享了推進大灣區「有限融通」的一系列思路，當中「大灣區共同漁農業保險池」的概念得到廣東省迅速回應。香港本地漁農業規模非常有限，對GDP的貢獻不足0.1%，從業員佔總就業人口不足0.5%，但提供了本地99%的活家禽、33%的海魚、8%的活豬、4%的淡水魚、2%的新鮮蔬菜，對本地社會有重要貢獻。
世界大多數地方均有漁農業保險制度作為集體風險管理工具，但香港漁農業規模嚴重不足，本地市場缺乏商業上可行的保險計劃。一旦香港出現颱風、暴雨，漁農業遭受破壞，從業者只能依賴政府微薄的「緊急救援基金」。我提出，香港能否加入廣東省的漁農業保險計劃，形成「大灣區共同漁農業保險池」？此舉能解決香港本地產業規模不足的問題，亦增大廣東省保險池，降低成本。對於這一建議，廣東省迅速給予積極回應，我已將廣東有關部門的回應交給了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跟進。
夏寶龍主任此次調研，亦聚焦河套合作區的規劃發展、河套區科研人員跨境通行便利安排、北部都會區和河套香港園區規劃建設及產業招商等問題，並與特區政府官員深入交流了香港在新形勢下，進一步識變應變求變，加快改革創新，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更好融入大灣區等課題。
筆者自己有一個「大河套」的概念，就是把河套向東、向西及周邊地區延伸，成為一個大河套區，充分利用該區位於粵港邊境地帶的特殊地理位置，結合深圳作為中國硅谷、科技高地的優勢，及香港作為國際流通樞紐的地位，吸納兩地的制度優勢，成為特區中的特區，吸引來自全球的、需要用到兩地共同優勢的產業落戶，協助內地城市對接國際、向外發展，亦促進香港創科發展和產業多元化。
比如，世界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而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的數據難以跨境融合。在個人層面，銀行信貸數據、醫療紀錄等無法跨境流動，阻礙居民的跨境生活；在企業層面，營運數據不能跨境，香港與內地的業務只能分割成兩盤不同的生意，難以整合。香港要成為「國際數據港」，應積極探索在符合國家安全規定、符合隱私保護的前提下，將內地數據「接過河」，與來自全球的數據交匯、演算和交易。
2023年6月，創科局與國家網信辦宣布了雙方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的意向；同年12月，粵港亦共同發布了個人信息跨境流通的實現方式和有關規範。但有關安排進展一般，至今未見大的突破。
籲在河套建立「數字特區」
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將「大河套」設定為「數據特區」，讓兩地的商業和科研數據可以流入該區，但不可以流出區外（許進不許出）；受兩地政府許可的企業、大學、機構、個人等，可以進入特區內，對數據進行計算、分析、挖掘、轉換、應用；數據處理之後的結果可以帶出區域，但原始數據必須留在區內。
這一「數據特區」的制度安排，可配合未來專為河套設立的「一線高度便利出入境」特殊通關模式（經批准的科研和經營人員、物品及生物樣本、信息等可以高度便利地進入河套），進一步發揮河套「特特區」的作用，大幅降低商業和科研數據跨境流動的合規成本，推動大灣區數據融合和協同發展，擴闊兩地商業及科研數據的應用場景，刺激學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亦可惠及民生、提升大灣區公共治理的效益，推動大灣區的融合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澳門中特別強調：「要不斷加強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香港特區政府現正全力推進河套區的平台建設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但如何在國家發展的大局之下，將大灣區的軟硬聯通做到實處，既風險可控，又真正突破舊有障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融入大灣區」，不是讓香港放棄自身特殊性，而是讓香港保持與內地城市的不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從國家的戰略需求出發，為國家貢獻不一樣的價值，打開「一國兩制」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