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胡政之確定「明恥教戰」為《大公報》今後挽救國難的報道方針。1931年10月7日，以《明恥教戰》為題發表社評，正式刊載這一方針。社評說，「尤有一重要工作，謂宜全國上下，徹底明夫國恥之由來，真切了解國家之環境，實際研討雪恥之方案。易言之，昔人所謂明恥教戰者，今則明恥更較教戰為尤亟。」並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為貫徹有關報道方針，張、胡指派王芸生編纂近代以來日本侵華史和中國對日屈辱史，使國人「明恥」，王芸生由此獨立完成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此外，邀請著名軍事專家蔣百里主編增闢的《軍事週刊》，專門刊登軍事知識，以向國民「教戰」。
中國新聞史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明恥教戰」等作為《大公報》抗戰時期的鮮明主張，與文章報國、文人論政的新聞理想一脈相承。《大公報》對抗日救亡的輿論造勢，在鼓勵政府決策和激活民眾情感方面，發揮了獨特的輿論先導作用。\大公報記者 孫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