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中國北方最早的開放城市和中國近代工業的重要發源地，地位舉足輕重，因此有「近代中國看天津」之說。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侯杰教授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宣傳抗戰，做出巨大貢獻。而抗戰中的天津元素，也在歷史長河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侯杰談到，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南開學校的校長張伯苓已洞悉日本的侵華圖謀，遂組織東北研究會，編印《日本問題專號》，出版《東北地理教本》，讓學生乃至國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狂妄野心有所警惕。1931年，《大公報》成為航空救國的重要倡導者和傳播者。而設在天津的河北汽車學校隋世新和朱晨等人還精心設計、製造了中國最早的滑翔機。

「《大公報》不僅是輿論的引領者，還在與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的互動中，贏得信賴。」侯杰表示，隨着航空救國的呼聲日漸高漲，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讀者紛紛給《大公報》寫信，發起募捐倡議。其中，1932年4月天津電報局的「同仁自行發動捐募救國飛機基金」，並通告員工「按月捐薪」交《大公報》代管，各地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積極響應，踴躍捐助。《大公報》共收到五萬元。然而，這筆款項尚不夠購買軍用飛機，《大公報》遂於1933年12月13日成立由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等五人組成的「保管委員會」。

團結各界展現全民抗戰力量

侯杰教授認為，《大公報》的辦報理念和救國方案始終處於時代最前沿。1935年5月，總經理胡政之、王佩之赴日本考察新聞事業，發現滑翔運動正方興未艾。胡政之立即想到中日一旦開戰，空軍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滑翔運動是建設空軍的基礎。回國後，他首先與「保管委員會」同仁達成共識，發起滑翔運動，並由《大公報》規劃；其次結識中國滑翔運動第一人──韋超，由「保管委員會」撥款，在德國訂購一架滑翔機。1939年10月、11月，這架由韋超駕駛的「大公報」號滑翔機在成都、重慶等地進行滑翔表演，一次次引起巨大的轟動。

侯杰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號滑翔機不僅彰顯了報人不畏強敵，勇於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大公精神，而且團結了不願向侵略者屈服的讀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展現出全民抗戰的力量，激勵後人。而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天津南開學校，特別是張伯苓校長不僅鼓勵學生和親生兒子投身抗戰，而且在四子張錫祜為國捐軀後，還表露心聲：「我早就把他許給國家了」。

侯杰最後說，文章報國、航空救國和教育救國諸多理念高度契合，成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日，這些理念也都具有時代價值，蘊含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大公報記者 孫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