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九大重點任務之首。後續需多措並舉進一步擴大內需，釋放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短期來看，筆者仍建議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或數字貨幣，特別是針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中期來看，持續優化個稅體系，以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與意願；長期來看，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借鑒海外國家經驗，及時出台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不僅可以短期內改善消費和投資，還能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推動經濟平穩修復。在當前中國供需結構不平衡、內需尤其是消費持續偏弱並制約經濟修復的背景下，出台大規模的提振消費的增量政策仍十分必要。
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和日本均採取了以發放現金為主的大規模的穩消費政策，直接作用於個人收入，且出台比較及時，提振消費效果明顯。這說明，從收入端發力，可以減少傳導環節，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穩定和擴大居民消費。
對於中國來說，長期以來中國的穩消費政策大多作用在供給端，規模相對較小且出台相對較晚。202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印發《關於加力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若干措施》，在需求端加大促消費力度。三輪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逐漸落地顯效，對於助力消費修復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當前消費疲弱的態勢並未出現根本性的顯著改善，仍待促消費增量政策出台築牢消費修復的基礎，並向市場釋放積極信號，改善預期。
增加居民現金補貼
短期來看，通過現金補貼或數字貨幣幫助居民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可促進終端消費與企業生產及投資之間形成良性循環，物價水平的適度提高也有利於企業盈利水平的修復。
疫情期間，許多國家及地區採取了直接向家庭部門派發現金的方式支撐需求及信心。2020年當年，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發放的現金約佔其GDP的3%、3%與2.7%，德國、新加坡、澳洲、印度等國家的派發比例也超過GDP的1%。因此，建議直接向居民發放現金或數字貨幣，特別是針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
根據我們此前的測算，若針對4000萬低保人群發放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現金類或數字貨幣補貼，限定時效使用，可以直接撬動1500億元新增消費，間接撬動約5400億元新增GDP，拉動經濟增長0.45個百分點。
由過往經濟發展中，農業反哺工業的事實來看，需要進一步考慮對農業和農民的反哺，可以考慮向1.2億鄉村家庭發放3000億元現金補貼，約可拉動經濟增長1.35個百分點。中期來看，優化個人所得稅體系，包括下調中低檔個稅稅率、延續並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等，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實力、激發其消費意願。
具體來看，一是下調個稅稅率。中國個稅收入增速長期高於居民收入和工資增速，新冠疫情以來居民部門實際收入受損，建議適當調降個稅稅率以擴內需、促消費。中國3%至45%七檔稅率自2011年以來尚未調整，可對中低檔稅率進行調降。
二是延續並加大個稅優惠政策力度。2023年8月，財政部、稅務總局連續出台了多項個稅優惠政策，包括延續實施四項既有優惠和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後續建議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居民收入增速水平等繼續出台優惠政策、加大政策力度，及時靈活調整專項附加扣除標準。
三是研究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所得稅稅制。在充分考慮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的基礎上，研究家庭申報所得稅的可行性，制定家庭稅率等級調整等配套措施，給納稅人更充分地自主選擇權和一定減稅降負空間。
結合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徵稅」，建議在調整個稅體系的基礎上，完善個稅徵管制度，提升個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在發揮調節貧富差距作用的同時，為穩消費政策提供一定空間。
長期來看，消費是收入和預期收入的函數，提升消費還需從提升收入着手。與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收入佔比偏低，因此要加大力度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和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結構，特別是提高再分配之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佔比，並穩妥緩解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從而提高社會平均消費率，發揮消費乘數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新型消費快速崛起
要通過供給側的創新進一步發揮「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中國疫後消費復甦的過程主要以服務消費的恢復性增長為主，且消費市場低端產品過剩，尚未充分發揮出創新型供給對於新增消費需求的輻射與帶動作用。
當前階段，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劇及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們在商品和服務消費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挖掘和探索空間。例如，美國在疫後經濟的復甦過程中，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創新領域所激發的新型消費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也活躍了消費市場及預期。中國在高質量的升級類與創新類消費領域依然有較高的增長前景。
隨着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要求和發展條件都呈現新特徵，特別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居民消費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但相比之下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存在不足，特別是居住、交通通訊、文化娛樂等改善需求沒有得到較好滿足。
可通過加強供給側改革對於消費的引導力度，不斷提升國內供給質量水平，推動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良性循環。當前正在推動落地的大規模以舊換新政策與設備更新政策也有利於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相互促進，特別是有利於擴大改善型消費、耐用品消費以及服務型消費的比重。
此外，還需引導技術創新與消費創新的有機結合，不斷擴大創新型消費品及創新型服務的供給。日韓美等發達國家實現服務消費升級的經驗也表明，消費升級的過程與產業升級的過程是相輔相成的。
強化社會保障體系
中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而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升級有助於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提升居民消費意願。
近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但相較美日等發達國家，中國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以醫療和養老為例，目前，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機制設計不夠完善，農村和低收入群體養老和醫療負擔較重、獲得感較低，如農民個人繳納的醫療保險從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漲幅較大，但直觀上報銷比例卻未提升。此外，生育成本較高也對消費產生了一定影響，教育支出、住房壓力、包括孕期檢查在內的醫療費用、儲蓄壓力增加、父母職業發展受限等因素均對家庭的消費能力和意願產生制約。
因此，建議暫停上調個人參保繳費標準，並增加低繳費檔次，建立「多繳費多收益」的激勵機制，縮小農村和低收入群體與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待遇差距，提升保障水平；還建議暫停上調社保繳納基數，或降低上調幅度。此舉一方面可以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緩解社會就業壓力。
財政支出方面，也要加強民生領域支出，加大對醫療、教育、就業、生育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稅制並強化稅收調節。一個社會的社會保障愈完善，人們為教育、醫療及養老等長期支出所進行的謹慎性儲蓄就會愈低，但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支出的來源也是當前收入的一部分，過高社保會帶來類似於過高稅收一樣的緊縮效應，因此也不必追求東歐高福利國家的社保水平。
（作者為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