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製造業產業升級和數字化轉型加速，技能需求迭代，人力資本折舊加速，製造業的用工方式發生了深遠變化。對製造業工人的技能要求不斷降低，傳統的長期、穩定僱傭模式逐漸被短期工與「零工」取代，「零工」成為製造業用工主體。
靈活用工模式在提升中國出口導向製造業國際競爭力，降低企業勞動成本，為勞動者個體提供多樣就業選擇方式的同時，在個體和行業層面也存在一些潛在風險。在不斷推動「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過程中，亟需關注「零工」群體的發展趨勢，深入探討如何在零工化趨勢下保持出口導向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
綜合實地調研和前沿文獻，將「製造業零工」定義為在製造業生產一線工作，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且不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勞動群體。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是，與人力中介簽有勞務合同的「派遣工」；二是，無任何勞動或勞務關係，也沒有基本社會保險的普通零工，常被稱為「日結工」。
本研究團隊於2022-2024年間在蘇州昆山、廣東東莞、佛山和深圳走訪了近三十家製造業企業、近二十家勞務中介和近十個勞務市場。根據實地調研收集到的信息，在長、珠三角製造業集聚地，平均而言，派遣工佔企業用工規模的1/3，用工旺季高達2/3。其中用工規模在萬人以上的製造業大廠，派遣工比例更可高達80%。
智能生產替代熟練工
「零工」為何在出口導向製造業就業呈現一種趨勢性？可以說，這是多種因素共振下出現的一個時代產物，包括智能製造技術普及、平台經濟發展、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以及外需產品的市場需求漲跌變化等，規模龐大的出口導向製造業「零工」勞動力市場在製造業集聚的長、珠三角地區應運而生。
首先，製造業智能生產技術的快速更新換代，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和成品的良品率，也導致了製造業中機器對熟練工可替代性的加強，降低了企業對上述工種工人的正式聘用需求，增加了機器操作工的需求，即出現了「技術替代」和「技術互補」。
「技術替代」是指自動化技術提升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使得原本由中等技能工人承擔的例行性任務（routine tasks）被取代，而低技能崗位由於涉及非例行性體力勞動（non-routine manual tasks），尚難以完全被自動化替代，因此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增加。「技術互補」是指部分低技能任務與自動化技術具有互補性，技術進步不僅沒有完全取代低技能工人，反而增強了對該崗位的需求。
這種由技術進步引發的勞動力極化效應（polarization effect）被認為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經濟現象，即自動化等技術的發展導致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的就業增長，而中等技能崗位的佔比下降。
2010年至2015年間，中國的勞動力總量達到峰值後開始下降，同時製造業一線工人的工資上漲明顯，標誌着勞動力成本優勢在逐步削弱。與此同時，自動化技術的發展為製造業升級提供了重要契機，特別是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智能製造技術的應用，加速推動了生產率提升和成本優化，也加速了製造業勞動力市場向零工化轉變。長三角和珠三角製造業中心招聘的工種主要為一線的生產操作、裝配、包裝及檢測，這些崗位大多只要求工人認識26個英文字母，無需學歷或工作經驗。
訂單波動 企業傾向聘臨時工
其次，外需的周期性變化和招工平台對「零工」的聚集效應，使得「零工」供需匹配「無縫銜接」。技術進步催生了平台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線上信息的集聚，提升了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以打工網「周薪薪」為例，作為一個製造業招工平台，其整合了勞動力市場上的分散中介，利用大數據匹配供需雙方需求，極大地提高了勞動力市場效率。而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企業，在長、珠三角集聚，吸引了全球訂單，這類企業的用工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市場季節性波動的影響，企業在旺季擴招、淡季裁員的周期性變化影響到對固定工的錄用，「零工」則可以很好地滿足企業用工的季節性需求。例如，「6·18」「雙十一」等購物節帶來的消費高峰，使得製造企業在短期內需要大量擴招臨時工人，以應對激增的訂單需求。
再者，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使得外來務工人員在城鎮就業具有短期化傾向，更可能選擇「多拿工資、少繳社保」的取酬形式。由此，單價收入更高的「零工」更受外來務工人員的青睞。此外，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在強化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抬升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促使企業更多地通過勞務派遣、勞務外包等方式招聘用工。勞務派遣工由第三方勞務機構管理，企業無需直接承擔解僱成本，能夠更靈活地調整用工規模，降低用工成本風險。
其他的短期因素也加劇了近幾年的零工化趨勢。如新冠疫情衝擊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使得以承接國外訂單為主的製造業企業面臨國內經濟下行和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加劇的雙重挑戰。國內製造業企業面臨訂單減少，招工規模縮減等挑戰，用工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進一步加大了對「零工」的需求。
2013年，《勞動合同法》再次修訂，並在《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中明確要求「勞務派遣用工比例不得超過企業用工總量的10%」，以限制企業的派遣工規模。然而，市場對靈活用工的需求仍然旺盛，政策調整的效果受到經濟環境和企業生產需求的制約。製造業派遣工工價指數（配圖）顯示，工價波動與用工趨勢一致，2022年後未出現工價持續上揚趨勢。此外，2023年底會員數量降至2021年同期的一半，平均工價下降了約10%。這表明，行業需求側的因素對用工起主導作用。
2021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員數量已達2億，佔城鎮就業的43%。平台經濟通過連接供需雙方，為靈活就業者提供了工作機會，使其享有自主性和靈活性，同時在緩解城鎮就業壓力方面發揮了「蓄水池」作用。然而，由於大多數靈活就業者未與平台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社會保障覆蓋率低，勞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這一問題成為當前社會治理的熱點議題，也是探討「高質量充分就業」時不可忽視的關鍵問題。目前，服務業領域的靈活就業（如外賣、快遞和網約車司機）備受關注，而製造業「零工」卻常被忽視。
宜優化零工社會保障
製造業「零工」具有規模龐大的特點，其勞動生產效率直接關係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版圖中的地位。特別是，製造業「零工」的人力資本與勞動生產率的關係尤為關鍵。智能製造和靈活用工模式下分工的細化，使得長期在流水線上從事重複、微型任務的工人面臨技能單一化和去技能化的風險，對其人力資本積累形成挑戰。
未來，隨着智能製造的深化和產業升級的推進，「零工」規模還會進一步擴大。那麼，如何引導「零工」群體的職業發展、優化其社會保障體系，並降低外來務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將成為推動製造業勞動力市場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幫助低收入者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環節。此外，要為外來務工者的生活和生存創造體面的具備可持續性的收入空間，提升其非工作時間外的收入韌性，降低生活成本，並通過靈活多樣的教育和技能再培訓，增強其在就業市場的人力優勢。
綜上所述，製造業零工模式是產業集聚、市場需求波動和政策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其靈活性在全球供應鏈調整和企業生產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當前中國制度背景下，零工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仍需平衡其靈活性與勞動者權益之間的關係。政策不應僅局限於將「零工」群體納入傳統社保體系，而應提供更具選擇性的社會保障方案，確保「零工」群體的收入自由度與基本權益並存；同時，微觀層面的企業和人力資源管理者需要應對勞動者工作模式的變化，改變組織管理模式適應新的發展需要。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