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五到香港，是其人生的一段重要印記，在他的作品與書信中都有對香港印象的刻畫表達。

汪曾祺對香港現代化大都市的記憶深刻。汪曾祺年輕時兩度途經香港，一個從蘇北農村走出來的小青年，對於香港的繁華既陌生又新鮮，充滿了好奇，又有着很深的距離感。他那傳統老舊的衣着與香港時裝格格不入，語言也不通，卻驚奇地說：「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當時的感動。」而這只是在棧房屋頂平台上煤屑上的兩顆芋頭，冒出些綠葉迎風飄動，讓汪曾祺感到一種「生機」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之後的三次到香港，汪曾祺從容淡定自信了許多。早上九點鐘上街閒逛，發現香港人起得很晚，街上人少，看到一個遛鳥的覺得很新鮮。在他看來，香港人是匆忙的，每個人走路都很快，都是有事情在忙。而在高樓林立的香港街頭，汪曾祺關心的卻是北京的大樹。同樣是大都市，他希望北京在城市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不要忘記保護好大樹，高層建築密集的香港在他眼裏總是少點什麼。進而他才理解「為什麼居住在高度現代化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們需要暫時離開緊張的生活節奏，需要安靜，需要清閒。」汪曾祺在點評梁鳳儀小說時說「（香港）這是一個花花世界。（梁鳳儀）小說所寫的生活、環境、人物，股票、地皮，醉濤小築、豪華酒店，金融大亨、豪商巨賈、名花艷婦、乃至黑社會人物……這些都是大陸讀者所不熟悉的。」

汪曾祺對香港的藝術氛圍比較喜歡。香港的繁華，也帶來了藝術的繁榮。在汪曾祺許多作品裏都提到「最近劇團要到香港演出」、「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員都關心，都想爭取的美事」，京劇名家裘盛戎告別演出就是在香港舉行的。一九五○年代黃永玉畫展在香港舉行，汪曾祺特地寫封信祝賀，毫不掩飾地稱：「這個展覽必將是一個生動新鮮的，強烈的展覽。」一九八五年十月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時，汪曾祺發言說：「有一個時期，我的小說明顯地受了西方現代派影響，大量地運用了意識流，後來我轉向了現實主義。西方現代派的痕跡在我現在的小說裏還能找到，但是我主張把外來影響和民族傳統融合起來，納外來於傳統，我追求的是和諧。」

隨後幾年，他與舒非、陳映真、蔣勳等港台作家建立了聯繫，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家》《香港文學》等多個文學報刊發表作品。一九八七年五月台灣《聯合文學》刊出「汪曾祺作品選」專輯，同年九月汪曾祺小說集《寂寞和溫暖》由台灣新地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專門為台灣鄉親編選《茱萸集》，一九八八年九月由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台灣《聯合文學》再次刊發「汪曾祺專號」。

在寫給夫人施松卿的信中，汪曾祺說「我和台灣、香港的作家相處得很好」。在與作家施叔青對話時，汪曾祺差不多談了八個小時，暢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創作體會，並把《晚飯花集》授權在台灣出版。香港《良友》雜誌編輯作為汪曾祺作品在港台地區發表的代理人，兩人書信往來密集、關係匪淺。

汪曾祺不僅是作家，也是地道的美食家，自然對香港的飲食比較留意。他在《香港的鳥》寫到「酒席上幾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鴿」，在《手把羊肉》寫到「奶茶以磚茶熬成，加奶，加鹽。這種略帶鹹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慣的」，在《水母宮和張郎像》寫到「香港人吃的水一部分是從大陸送過去的」，在《壩上》寫到「香港人知道壩上的大概不多，但是不少人知道口蘑」「香港人是見過馬鈴薯的，但是種在地裏的馬鈴薯恐怕見過的人不多」，在《泰山片石》寫到「香港咋能吃到野菜呢」，在《豆腐》寫到「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領教……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卻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飯館裏」，在與黃裳的信中寫到「香港稿費一千字可買八罐到十罐鷹牌煉乳」，等等。雖然是隻言片語，卻不無表露出汪曾祺一貫對生活細節的關心，特別是對飲食的偏愛。

汪先生喜歡品嘗美食，更喜歡親自操刀下廚。在美國，他煮過一次茶葉蛋給大家品嘗。在北京做煮乾絲，沒有乾絲，他就用豆腐片兒做，切得很細，配料很好，聶華苓端起大碗都喝光了。燒揚花蘿蔔，用乾貝配料煨湯，台灣女作家陳怡真讚不絕口。一道炒雲南乾巴菌，吃剩的一點，陳怡真都打包帶回了賓館。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汪曾祺應作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倒計時五十天徵稿，創作《紫荊梅花圖》。畫面上，一支紅梅張開雙臂，將紫荊擁入懷中，題曰「喜迎香港回歸」，壓角鈐「信可樂也」白文印一方。可見，汪曾祺這麼一個熱愛生活、非常有趣的老頭兒，香港留給他的印象總是美好的，年輕落魄時能看到「生機」，繁鬧都市之中也能看到悠閒的「遛鳥」，聽到斑鳩的叫聲，想起北京的大樹……遺憾的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再也沒能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