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正處於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的關鍵時期，力爭名義增速高於實際增速，具有重要意義。相對發達國家，中國消費不足問題較為突出，接下來應像過去重視投資那樣重視消費，將同樣的力度和資金投入轉向消費領域。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這是一個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的」鮮明特色和政策導向。實現該目標雖存在一定難度，但意義重大，因為增速問題對中國當前至關重要。

2021年中國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僅差一兩百美元，但四年過去仍未跨越，差距甚至略有拉大。原因主要有三點：（1）疫情衝擊使實際增速受到影響，但從國際比較來看，近兩年中國實際增速並不低；（2）價格低迷甚至出現「通縮」，導致名義增速低於實際增速；（3）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

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劃分標準處於動態調整之中。近年來，按照人均現價美元計算，該門檻以每年約4%的速度增長。換言之，若中國人均收入按現價美元計算的年增長率不足4%，則難以跨越該門檻。儘管如此，我們對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仍充滿信心。

近期部分業界觀點將中國當前情況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初相比較，但二者處於不同的增長階段。與日本相比，儘管房地產泡沫破裂對日本經濟造成了較大衝擊，但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收入已超過3萬美元，不僅屬於發達經濟體，且人均收入水平超過美國。同時，日本城鄉差距較小，已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其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體系也較為完善。而中國目前尚未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因此在當前階段，中國應特別關注經濟增長速度。過去曾強調要避免過高的增長速度，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如今應特別強調經濟增長速度不能過低，未來五年的目標應定為5%，而4%應作為底線是不能破的。

在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消費問題被置於重要位置，明確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並將其列為各項工作的首要任務。目前，中國消費不足的現象突出，尤其是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存在20個百分點的差距。

收窄城鄉收入差距

中國消費佔GDP比重存在結構性偏差，背後原因可歸結為多方面因素。首先，中國長期以來存在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與政策傾向。其次，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總體水平偏低，二是內部差距較大。

近期農村人口養老金問題受到較多關注，目前城鎮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約為6000元（人民幣，下同），城鎮退休職工約為3000元；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者中95%為農村居民，其月養老金僅為220元，與前兩者相比存在10至15倍的差距。這一現象表明，儘管近年來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養老保障等部分領域仍存在突出的城鄉差距問題。

當前，中國消費不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服務消費領域，商品消費已基本達到飽和狀態。服務消費與城市化水平密切相關，例如醫療、教育、社保、文化、娛樂等服務性消費在傳統農村或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城中難以有效開展，即便居民有消費意願，也因缺乏相應的服務供給或成本過高而無法實現。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對服務消費的拓展至關重要。

近年來，中國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一線城市流動的趨勢明顯，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城市體系能夠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消費環境。與歷史上和中國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OECD國家相比，這些國家城市化率普遍在70%以上，部分國家甚至超過80%。中國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最新數據約為67%，但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8%至49%，尚未達到一半。

加快向消費驅動轉型

另一個原因也值得關注。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2年中國全社會淨資產約為756萬億元，其中政府部門持有的資產約為291萬億元，佔比約38%。在國有部門中，國有企業股權約佔政府財富的一半。相比之下，OECD國家的這一比重不超過10%。

由於中國政府部門佔有較高比重的財富，這在工業化和投資驅動階段具有優勢，因為政府部門資產的收益主要用於儲蓄和投資，而非消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消費率偏低。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政府所佔財富及國有資本的收益應如何分配？過去，這些收益主要用於投資，未來則需要更多地向消費領域傾斜，實現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型。

經濟增長可以從兩個維度分析，一是經濟增長的高度，二是經濟增長的寬度。經濟增長的高度主要體現在通過創新、對外開放和改革等手段提升經濟增長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空間向上拓展。經濟增長的寬度則指全體社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現有生產能力產生有效需求。消費不足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收入差距較大有關，本質上屬於經濟增長寬度不足的表現。

眼下中國在創新領域呈現出一些新氣象，令人鼓舞。例如，DeepSeek和人形機器人等新興技術的出現，展現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值得肯定並應予以重點發展。但這些創新成果主要體現經濟增長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為例，其發展可能替代部分現有工作崗位，導致部分人員失業，進而收入減少，有可能使經濟增長寬度的問題進一步凸顯。

有觀點指出，中國消費佔GDP比重較低的情況並非近期才出現，至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一直存在，但過去中國經濟仍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對此，可從「終端需求」的概念進行解釋。在GDP構成中，扣除生產性投資後，消費與非生產性投資（主要包括房地產和基建）之和即為終端需求。過去多年，房地產和基建發展迅速，但目前這二者的增長勢頭回落，特別是房地產大幅回落，消費佔GDP比重結構性偏差的短板便凸顯出來。

中國經濟現時面臨諸多問題，包括價格低迷、名義增長與實際增長的差距、負債過高及產能過剩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指向終端需求不足。如果對消費佔GDP比重偏低這一結構性偏差問題不加以重視和解決，終端需求難以提升，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速度都將面臨嚴峻挑戰。

擴大消費和重視民生問題的內涵可能需要重新調整，這不僅涉及道義或對低收入階層的同情，更重要和緊迫的是一個經濟增長速度問題。如果忽視這一問題，且不進行重大調整，那麼消費佔GDP比重偏低的結構性偏差將難以解決。過去經濟下行時，通過加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如今則需要將同樣的力度和資金投入轉向消費領域。如果這一轉變不能實現，內需不足的問題將難以得到改善。

全力加強社會保障

下一步應將中國消費水平的結構性偏差調整至正常水平。為補足消費結構性偏差的缺口並穩定擴大內需，需開展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其中社會保障問題尤為重要。社會保障涵蓋內容廣泛，以養老金為例，中國目前有10.7億人參加養老保險，其中5.5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約佔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有1.7億人每月領取220元養老金，年支出約5000億元。

未來充實社保的具體措施包括：一是從現有刺激政策資金中劃出一部分，例如5000億元，注入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用於支出，從而使1.7億人的養老金從220元提升至400元，大體上翻一番。二是近期討論較多的國有資本較大規模劃轉至養老基金，重點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三是在城市中、特別是在農民工廣泛就業的領域，需逐步完善社保尤其是養老繳費機制。

經測算，農村居民作為中國收入水平最低的群體，其消費傾向較高。例如，若向其提供1萬億元資金，其消費傾向約為0.8，即他們將拿出8000億元用於直接消費。從學術角度研究消費乘數效應，大致為1.5，由此可拉動GDP增長約1.2萬億元。這將為年度經濟增長提供近1個百分點的支持，在刺激政策各項資金支出對增速的拉動力度上是靠前的，對穩定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