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香港吐露港（古稱「大步海」，又名「大埔海」）礁石上，馬上能夠感覺鹹澀海風裹挾着千年前的嗚咽。公元九六三年，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漢後主劉鋹在此設立中國歷史上首個專業化採珠軍事機構──「媚川都」，這支由八千名「採珠軍」組成的特殊部隊，編織了十世紀奢靡的珍珠王朝，也揭開了香港海域首次系統性資源爭奪的序幕。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和利用珍珠的國家之一。據《尚書·禹貢》載：「淮夷賓珠」，明明白白說明中國採珠歷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禹時代就已開始。淮河在古代就產淡水珍珠，當時還將珍珠定為貢品。珍珠因其稀有性和珍貴性，被視為財富和地位的象徵。像皇帝的冕、嬪妃的簪釵、大臣的冠帽、大殿的珠簾等，都有珍珠裝飾的蹤影。《格致鏡原·裝台記》中，更是記載了周文王用珍珠裝飾髮髻的史實。另外，在《詩經》《山海經》《爾雅》等文學作品中，也有珍珠的相關描述，更有「珠圓玉潤」、「掌上明珠」等成語和典故，均體現了珍珠的珍貴和美好。

正是由於古人對珍珠的熱衷與嚮往，民間誕生了一種名叫「珠民」的特殊職業，從業人員主要是居住在沿海，以船為家、以採捕為業的漁民。香港的採珠行業始自南漢。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劉氏政權以嶺南沿海為經濟核心，將大步海劃為皇家採珠禁地。大步海位於新界東北，是香港內海，舊地圖中作沱羅港、陀羅港，因為這個地方位大步旁，故稱大步海。大步海一帶水域，古屬媚川都，此地因盛產「南珠」而聞名，此地珍珠品質，遠超其他海域。

根據《東莞縣志》載，媚川都年採珠量高達「四千斛」。其中，極品「龍睛珠」專供皇室，南漢後主劉鋹以珍珠裝飾宮殿，「樑柱簾箔皆嵌珠璣」，用珍珠鋪就「天河」景觀，夜宴時映月生輝駭人心目，甚至以珍珠粉混合塗料粉刷宮牆，極盡奢靡；次品則用於外交饋贈與軍費籌措，為此，劉鋹曾向吳越、南唐贈送「珠龍玉鞍」，以珍珠貿易換取軍事同盟。另外，通過泉州蕃商，大埔海珍珠經海路銷往波斯、天竺，換回戰馬裝備南漢「龍衛軍」。據日本《扶桑略記》記載，公元九六七年大宰府用兩千柄倭刀，換得南漢「七連星珠」，此珠後被鑲嵌於藤原道長冠冕。

南漢後主劉鋹於九六三年在大步海設立「媚川都」這一特殊軍事機構，專事壟斷珍珠採捕。這一制度不僅是經濟掠奪工具，更是南漢政權構建「海洋帝國」野心的縮影。媚川都，並非單純的採珠機構，而是兼具軍事與生產職能的「特殊部隊」。這一機構的命名，源自西晉陸機《文賦》中「水懷珠而川媚」的詩意，卻掩蓋不了其掠奪的本質。

媚川都其下設八營，每營千人，總兵力八千人。媚川都的採珠主力多屬蜑民──嶺南沿海「以舟為家」的水上族群，他們被強制編為「珠戶」，禁止改業。這些蜑民世代被綁定為南漢皇室專屬的「海底奴隸」，甚至還有「珠戶不得陸居，婚配限本族」的限制規定。

當時的採珠技術，非常原始，非常殘酷，仍停留於「徒手潛撈」階段。《資治通鑒》中記載的「以石縋足，葬身龍腹」八字，道盡珠民悲慘命運。珠民需在無任何防護設備的情況下，腰間繫繩，腳綁巨石，負重沉入深達七百尺（約二百米）的海底，憑藉憋氣極限搜尋珠蚌，以竹簍和採珠刀徒手撬蚌，再通過「燃香計時」判斷上浮時間，香盡則拉繩上浮，香盡未浮則窒息而亡。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痛陳：「每得珠一顆，需剖蚌百枚，溺死者日以十計。」明代張詡《媚川都》一詩也悲憫道：「生靈十萬化魚鱉，裸形入水尋珠璣。十無一二返，往往飽鯨鯢。」

珍珠作為「硬通貨」，收入佔南漢國庫的三分之一，成為維繫割據政權的重要支柱。據估算，媚川都年採珠量達兩千両（約合今七十五公斤），價值相當於同期廣州年關稅收入的三倍。這種竭澤而漁的掠奪式開發，過度捕撈導致大步海蚌種群急劇減少。據《宋會要輯稿》統計，北宋接管媚川都時，珠蚌密度較南漢初年下降百分之九十，部分品種已區域性滅絕，大步海已「蚌殼堆積如山，珠光不復」。

採珠暴政，也引發持續反抗。公元九七一年，北宋滅南漢時，媚川都士兵率先倒戈，蜑民集體焚毀珠船，加速了南漢政權瓦解。南宋《桂海虞衡志》評：「南漢以珠亡國，猶隋以錦帆傾天下。」北宋翰林學士李昉也在《平南漢露布》中諷刺：「以珠易粟，民飢而珠不可食；以珠飾殿，國危而珠不能戰。」

北宋滅南漢後，雖廢黜媚川都，卻繼承其「官營採珠」模式；到了元代，設立「採珠提舉司」，導致珠江口珍珠資源徹底枯竭。明代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痛陳：「南漢竭澤而漁，遺禍千年！」

南漢媚川都的故事，是一部交織着權力慾望與生態災難的史詩。當權者以珍珠裝點王冠，卻以萬民骸骨為代價；吐露港的潮聲，至今仍在訴說那段被遺忘的「鮫人淚史」。這段血淚交織的採珠史，揭示了一個永恆的真理：對自然的掠奪終將反噬文明，而對民生的漠視必致政權傾覆。

今日的吐露港，潮聲依舊，卻不再有珠奴的哀嚎──這不僅僅是歷史留給現代社會的深刻警示，也是香港地區如今文明進步的無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