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敦煌，是藝術殿堂，也是精神高地。五湖四海的遊客如今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澤鮮艷的壁畫，正是得益於八十多年來以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人，篳路藍縷，只爭朝夕，創造了中國文物保護的「奇跡」。這些年來，敦煌保護事業逐漸成熟，「莫高精神」亦激勵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身其中。

「現在敦煌的生活工作條件比起以前提高了很多，跟其他城市沒有太大區別，加上還有國家政策傾斜，年輕人會覺得在（敦煌研究院）這裏很有發展前途。」近日專程來港進行「敦煌青年實習計劃2025」選拔的敦煌研究院前黨委書記、現為研究館員的趙聲良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娓娓道來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傳承與創新。

大公報記者 管 樂 徐小惠

「洞窟中流沙堆積，脫落的壁畫夾雜在斷垣殘壁中隨處皆是。洞窟無人管理，無人修繕，無人研究，無人宣傳，繼續遭受着大自然和人為毀壞的厄運。」這是1944年常書鴻初來莫高窟時記錄下來的情景。也是在這一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結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無人管理的歷史，敦煌保護事業起步，常書鴻出任首任所長。新中國成立後，機構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

擁有先進的學術研究條件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同一年，趙聲良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直奔敦煌。「當時居民都是喝大泉河的水，水很苦，我剛到的時候喝了就拉肚子，天天拉肚子，拉了兩個月，等到腸胃適應了，我就成了莫高窟人。」

1987年，敦煌莫高窟成為中國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古蹟。如何讓飽經歲月滄桑的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傳承與保護，成為全人類的課題。

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牽線搭橋，敦煌研究院開始派員去國外學習先進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保護技術和管理經驗，與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合作，通過不斷的交流學習，到上個世紀末，敦煌研究院的人才隊伍已逐步壯大起來。這其中，也包括趙聲良本人。自1984年來到敦煌研究院之後，他在《敦煌研究》雜誌做編輯，1996年赴日本進修。兩年後，趙聲良又自費在日本攻讀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學成歸國，他仍然選擇留在敦煌。

趙聲良表示，當前，敦煌研究院已經擁有十分頂尖的學術研究條件，「現在我們的研究條件比一些知名大學還要好，因為敦煌學本身是一個國際性的學科，在世界上有20多個國家都有學者在研究敦煌學。因此我們有非常頻繁的國際交流。」他又補充指，「敦煌是一個很大的藝術文化的寶庫，包含很多沒有人研究過的內容，只要你去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出成果，出了成果就有可能獲得獎勵，所以年輕人在這裏發展得很快，加上還有國家政策傾斜，年輕人會覺得這裏很有發展前途。」

形成整體把控的保護系統

在幾十年的保育過程中，傳承創新、善用科技，是敦煌人一以貫之的堅持。趙聲良常說，敦煌文化的精髓之一在於不斷地傳承與創新。「敦煌在最早是吸收了印度、中亞等外來藝術，但它又和印度等地的壁畫不完全一樣，它有了創新。後來敦煌在每一個朝代，比如隋朝、唐朝，又都有自己新的東西。」他以上世紀四十年代張大千到敦煌學習為例，「那個年代敦煌的條件是極其艱苦的，他（張大千）在敦煌待了三年左右，覺得敦煌的石刻太豐富了，是值得花功夫在那認真學習的。」那次的學習亦成為張大千此後藝術創作的重要源泉。趙聲良續說，「它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歷來好的藝術，它肯定是既傳承又創新的，它有源頭，有傳承，然後要創新。我們有一個雄厚的根基，創新就有了基礎，就有一個源頭活水，可以形成滔滔的洪流。沒有創新，照搬古人的東西，那不適合於我們的時代。」

正因如此，敦煌文物保育一路以來也沒有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道路。「我們跟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了30年，這個在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為什麼美國的這些專家願意跟我們合作這麼長時間？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很有意思，他們覺得跟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不是他們單方面的工作，而是跟我們的科學家一起來討論。大家都在提升自己的認知，我們對文物保護的認識也就不斷提高了。」趙聲良說，「這是一個良性的合作，我們共同來商量怎樣讓壁畫保護得更好，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探索了一個一整套系統的認識。」

對於古蹟保護的「敦煌經驗」是要整體把控，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此基礎上，敦煌研究院形成一整套從分析到修復到具體的工程實踐的保護壁畫系統，這套系統如今在全球領先，也開始幫助更多的地方進行文物的搶救和保護工作。趙聲良談到，「比如說莫高窟，它是一個整體，總體氣候對它有影響，濕度的增加對每個洞窟都有影響，你在這邊弄好了，那邊可能又出問題了，那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全局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