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公報》絕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最有名的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由楊振聲、沈從文、蕭乾等人主編的文藝副刊，名家薈萃，成為京派文學文人的主要陣地。一九三六年，第一屆大公報文藝獎，更是讓青年人嚮往，獲獎作品蘆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一時成為人們心目中純文學的象徵。

抗戰以後，《大公報》轉戰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後，《大公報》更是留在了香港，離開了內地讀者的視野。然而，由於我研究香港文學，仍然始終關注《大公報》。在香港，《大公報》風生水起，聯接着內地與海外，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在香港復刊，「文藝」副刊仍由蕭乾主持。京派文人雖然很多到了西南聯大，不過他們的作品仍在《大公報·文藝》上延續，我們仍能看到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孫毓裳、汪曾祺、穆旦等人的作品。

新的亮點，是對西北延安文人的關注。因為延安文學在國統區遭封鎖，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於延安文學的報道特別引人注意。蕭乾在接手《大公報》「文藝」副刊後發表過一封《尋找朋友，並為「文藝」索文》的公開信，很快就有了響應。第一個給蕭乾寫信的是延安的嚴文井，繼之有南陽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蕭，還有卞之琳、丁玲、劉白羽，以及魯藝的陳荒煤等。這些人在抗戰爆發後，先後到達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成為延安文學隊伍的骨幹力量。與蕭乾聯繫上了以後，他們的作品就陸續上了《大公報》。這其中有不少知名作品：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賀龍將軍在前線》、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樣來陝北的》和何其芳的詩歌《夜歌》等。延安文學出現在香港，這是《大公報》創造的一個奇跡。

一九四九年前夕，《大公報》面臨着左右之間的選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大公報》發表《和平無望》，宣告「向人民靠攏」，從此成為左翼報刊。

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人北上建國，在美方資金支持下的「綠背文學」甚囂塵上。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大公報》因為轉載《人民日報》批評港府的文章，督印人費彝民、總編李宗瀛被控刊載政治煽動言論，《大公報》被勒令停刊六個月。不過，《大公報》並沒有屈服，仍然堅守南海一隅，羅孚、嚴慶澍、夏易、何達、梁羽生和查良鏞等人更是在艱苦的情況下支撐起了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壇。

梁羽生和查良鏞的名字大概出乎人們意料，其實他們不但是當時的香港左翼報人，並且今日大紅大紫的新派武俠小說正是最早在左翼文人的報刊上出現的。

五十年代初，左翼方面需要一個較為柔性的報紙，《大公報》旗下就此創辦了《新晚報》。《新晚報》創辦時間是一九五○年十月五日，當時《新晚報》的副刊，分別是由查良鏞（金庸）主持的「下午茶座」和嚴慶澍（阮朗、唐人）主持的「天方夜譚」，這兩個專欄出現了不少諸如《金陵春夢》等流行世界華人世界的佳作。

刊載武俠小說，正是《新晚報》爭取讀者的策略。一九五三年底，香港爆出一條熱點新聞：太極拳和白鶴拳宣布在澳門舉行擂台賽。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新晚報》開始連載梁羽生創作的《龍虎鬥京華》，次年二月金庸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新派武俠小說從此開始。刊載新派武俠小說是左翼文壇有意而為，背後有中央領導廖承志的支持，應該有吸引讀者、打破「綠背文學」壟斷文壇的動機。效果的確很明顯，《新晚報》刊載《龍虎鬥京華》等小說後，引得香港及東南亞報刊紛紛轉載，銷量大增。

既堅持立場，又具有靈活性，《大公報》在海外創造了很多輝煌和傳奇：如最早披露收回香港的消息，掀起香港回歸的熱潮；最早報道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征程等等。雖在香港，《大公報》仍對中國內地產生着巨大的影響。

沒想到，有一天我也幸運地成為《大公報》專欄作者。大概與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歷史需要有關，二○一七年，《大公報》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聯繫到我，讓我在《大公報》上刊載我的香港文學研究成果，並以我的專著「小說香港」為專欄名。記得專欄的第一文章是《涼風有信，秋月無邊》，發表於二○一七年一月十九日。其後專欄一直不定期發表，持續不斷，直到二○一九年初，我分八次在《大公報》連載《從〈香港文學〉看香港文學》，此後文章減少。迄今為止，我大約前後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

記得我發表的第二篇文章，題為《〈紅豆〉生南國》，對於三十年代香港一個重要文學期刊《紅豆》作了考訂，糾正了從早期作家侶倫到當代學者盧瑋鑾的一些說法。沒想到，盧瑋鑾教授不但不為忤，反而特意通過香港中文大學樊善標教授給我寫郵件，轉達感謝之意。學術為天下公器，此之謂也。據說，「小說香港」專欄吸引了不少注意，香港本地學者和作家都高度讚賞《大公報》關注香港文學的舉動。

時移事易，歷史滄桑，《大公報》目睹並參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時代進展，令人神往。「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謹以此紀念《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三周年。

作者簡介：趙稀方，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著有《小說香港》《後殖民理論》《翻譯與現代中國》《香港：報刊與文學》等學術專著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