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隨上海市作協代表團訪問越南和馬來西亞，海外的朋友很關心董宇輝和他的直播間，驚嘆他驚人的售書量，比如董宇輝在直播間四個月賣了約八十萬冊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聽說該書此前十七年裏累計印數才六十萬冊，十七年不抵四個月，這還不是上限，一年後，董宇輝已經將它的銷量拉到五百萬冊。都在說紙質書已近黃昏，這波操作只能用「驚掉下巴」來形容。
放不下身段的文學雜誌今天基本上只是圈裏的「貴族」，董宇輝也能讓它走向平民。二○二四年年初，《人民文學》雜誌在「與輝同行」直播間四小時內售出八點二六萬套（全年共十二期），成交金額一千七百八十五萬元。隨後，《收穫》雜誌兩個半小時銷售七點三二萬套（全年六期），外加長篇專號一點五萬套（全四期），總銷售額達到一千二百四十六萬元。這樣的成績讓傳統的發行人驚掉下巴。董宇輝和他的「丈母娘」們（這是對他的粉絲的特稱）真的會成為文學圖書銷售的救世主嗎？大多數很理性的人都會說：董宇輝只有一個，別人無法複製。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出版社也在網上悄然開了直播間，老總、編輯、營銷、作者齊上陣直播帶貨，向來老成持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都直播間賣書了，這一輪圖書營銷革命看來已勢不可擋。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說他們請圖書主播帶貨，四個小時銷售三點六萬元碼洋，與董宇輝直播間比，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個業績很多實體店，僅僅靠賣書一個月也達不到呀。
董宇輝不可複製，那麼直播這種營銷模式能否成立呢？專家們還在研討呢，「夜夜笙歌」的各種直播、各種帶貨已經用行動作出了回答。儘管，大家都在說，董宇輝的那些「丈母娘」在特定的氣氛中很不理性，只知道消費、點讚，並不了解消費的實際意義；還有人說，此舉不具備可持續性。我也注意到，去年底《人民文學》再進直播間銷售數是二點九萬套，比上次少了五萬多套，也屬於斷崖式下跌吧。也有人「揭發」那些賣出去的書，「丈母娘」們塑封都沒有拆，堆在家裏，他（她）們買的或是董宇輝提供的情緒價值而不是那件具體的東西——這個說法已經很接近德國學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一書裏表達的觀點。他認為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數字化生活侵入我們的世界後，「我們不再迷戀物，而是迷戀信息和數據。」從而，「世界變得難以把捉，變得縹緲，變得幽靈化了。」物不是世界的主體，而被降格為信息的物質衍生品。他最接近於人們對於董宇輝「丈母娘」們的批評觀點是：「通過購物，我們購買和消費的是情緒。借助於講故事，製造品充滿了情緒。」——董宇輝「講故事」的小作文不就征服了很多人嗎？
有人覺得這才是有文化嘛，而文化在當今本身就是消費品。（「文旅結合」就是具體說明）也有人看不慣，認為掛着羊頭賣狗肉是褻瀆文化。「老聶」聶聖哲先生就怒批董宇輝在帶貨中引用張載的「橫渠四句」是「假大空的表演」，褻瀆傳統文化。對董宇輝的相貌和他的「丈母娘」們也發表了很不客氣的評論。老聶的看法並非不值得深思，但是他講話那種咄咄逼人的口氣和噪音般的尖銳委實沒有把聽眾引導靜思中，反而將大家帶到「怒懟」的溝裏。我不明白有些精英知識分子對大眾的啟蒙非得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腔調而就不能平心靜氣地討論嗎？
或者說，這是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它的精神背景是時代已經變了，衝突產生於我們如何看待這個變化上。在這一點上，我更接受韓炳哲的思考和語氣，他在《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將大家從日常生活世界裏引向哲學思考，其中不乏批評、告誡、預判，但是他沒有動不動地以上帝視角說着「你們這些愚蠢的人類啊」。比如他認為：「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動力、他的自主性。」於是，「人的喜愛好感被打分或點讚取代了。朋友最先變成了朋友圈的人數。文化本身完全變成了商品。借助講故事式的營銷手段，某一個地方的歷史也變成了剩餘價值的來源，被人用來牟利。製造品中充斥着各種小作文式的敘事。」這些都是讓我們看透商業狂歡背後的社會瘡疤。他對須臾不可離的手機病也做了診斷：「我們今天都會掏出手機，讓這個裝置來代理我們的感知。我們通過屏幕來感知現實。……現實失去了它的當下在場狀態。我們感知到的不是現實的物質波動。」長此以往的結果，是人類被機器控制，進而變得機器化了。所以，他更是呼籲：「世界在今天特別缺乏目光和聲音。」
我倒是覺得今天同樣也不缺乏「目光和聲音」，它在文學藝術中，在人文學者的著作裏都有。只是，確實缺少靜下心來注視的眼睛和聆聽的耳朵。我們的精力都用來義無反顧地刷短視頻了，圍觀誰又懟了誰了，讓真正的智慧從指尖、身邊流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