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報章上讀到關於芬蘭指揮家佩多高斯基（Tarmo Peltokoski）的訪問，這位年僅二十五歲就將接任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的年輕音樂家，在訪談中展現了對指揮哲學的獨到見解。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指揮最大的挑戰是「時差」，而對香港的天氣則坦言「不喜歡」。這種率直的態度，我覺得非常可愛。

佩多高斯基將指揮的角色定義為「團結的守護者」，他認為「樂團中一百位樂手就有一百種想法，指揮的職責是協調這些不同的聲音，需要團結各人使樂團運作」，這種觀點，與我對音樂演繹的理解近似。

在音樂演繹的過程中，作曲家、指揮、樂手各自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曲家創作樂譜，如同建築師繪製圖則；指揮家則要將這份圖則轉化為立體的音樂建築。但值得注意的是，指揮家一方面要理解作曲家的意圖，亦要與樂手們共同再創造。

特別值得思考的是佩多高斯基對「芬蘭人不太喜歡說話」的自我認知。這或許正揭示了芬蘭指揮學派的獨特優勢──當言語退場時，聆聽的敏銳度自然浮現。這讓筆者想到，用耳朵思考，用手勢對話──音樂演繹的最高境界往往超越語言。指揮通過肢體動作、眼神交流來引導樂團，這種將沉默轉化為藝術語言的能耐，或許正是芬蘭盛產優秀指揮家的密碼。同樣地，樂手們也不是被動地執行指令，而是帶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參與其中。

佩多高斯基期待與港樂建立「musical friendship」的願景，道出了音樂不是指揮一個人的獨白，而是所有參與者之間的對話。當他說「世界或許會變，但藝術永存」（The world might change but art stays） 時，正是在強調：當作曲家、指揮、樂手和觀眾的心靈在音樂中相遇時，藝術的魔力便自然顯現。音樂演繹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在每一次演出中煥發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