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德蘭地區，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及其家族不僅在一個世紀中引領着尼德蘭畫壇，更對西方美術史影響深遠。儘管他的真跡近三分之一都收藏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但在今天的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仍藏有其多幅代表作。不僅如此，鑒於「勃老」在人生末期常駐布魯塞爾且在此長眠，這座比利時首都仍留有不少他曾經生活過的痕跡，就比如坐落於Rue Haute 132號的這棟由紅磚堆砌的疑似故居。

對歐洲的偏愛是多方面的，有個人留學的因素、有事業和熱愛的原因，但最吸引我的還是「走進歷史」的親歷感。誠然，我國璀璨的古蹟文明無論數量還是歷史均要完勝歐洲，但人文遺跡的保留程度則不可同日而語。就比如，去過數次蘇州的我想探訪「明四家」故居，早已蕩然無存。但和他們同期活躍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當年生活的痕跡依舊可循。在佛羅倫斯去過但丁和米開朗基羅的故居，在阿姆斯特丹曾先後三次到訪倫勃朗的家，儘管已經物是人非，但那種到巨匠家串門兒「沾仙氣兒」的體驗感，很難用隻言片語形容。因此當我得知「勃老」的故居尚存，就必須計劃走一遭了。

老彼得·勃魯蓋爾於一五六三年遷居布魯塞爾，在沙佩勒聖母教堂（Notre-Dame de la Chapelle）與老師彼得·科埃克·凡·阿爾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之女梅肯成婚。一五六九年「勃老」因病早逝，他也在這座教堂中長眠。在拜謁了大師安息之地後，我沿着地圖去尋找其舊居──其實就坐落在數百米外的小巷中。在四百五十餘年前，這便是大師日常生活的舒適區。

「勃老」的三層小樓舊居坐落在一個街角，紅磚砌起的房子和階梯狀向上延伸的屋頂，讓這棟老宅充斥着古樸的韻味。陰霾的天空，更讓建築呈現出厚重的歷史感。上下兩層的窗戶和倫勃朗故居無異，這種可控制光線角度和明暗的裝飾細節不僅反映出尼德蘭地區的家居傳統，也是維米爾畫作的靈感來源。一九二四年，為紀念「勃老」誕辰四百周年之際，比利時政府在正門建築外牆上的窗邊鑲嵌了一塊大理石牌。抬頭望去，這塊與紅磚牆色差明顯、格外醒目的牌匾上面刻着「老彼得·勃魯蓋爾，畫家，1524-1924」。這個立匾之舉似乎給「勃老」的故居蓋棺論定了。然而時至今日，舊居仍未對公眾開放，甚至沒有像其他尼德蘭地區的巨匠如博世（Hieronymus Bosch）、倫勃朗等將故居改造成博物館的舉措。身為十六世紀本地最偉大的畫家（完全可以去掉之一），面對如此便於營銷的文旅遺址，當地政府為何不將其「變廢為寶」呢？

事實上，沒有任何現存的歷史文獻顯示尼德蘭歷史上最偉大畫家之一的「勃老」曾在此居住。由於一六九五年布魯塞爾市政廳曾遭遇大火被焚，官方的城市紀錄均被燒毀了。二○一七年，為迎接二○一九年「勃老」逝世四百五十周年，當地政府提出將老宅修復之後改建為老勃魯蓋爾博物館。然而這個美好的願景並未最終實現，加上他是否真的在此居住的存疑屬性，「勃老」故居博物館的翻修計劃至今仍被擱置。

儘管老彼得·勃魯蓋爾是否真的在此居住過仍無定論，但這棟老宅確和勃魯蓋爾家族有關。勃魯蓋爾的次子、魯本斯的摯友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曾在此居住，而後房產繼承給了他的女兒、魯本斯的教女安娜·勃魯蓋爾（Anna Bruegel）。後者嫁給了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偉大的全能畫家小大衛·特尼爾斯（David Teniers Ⅱ）。在二人的兒子，也就是老彼得·勃魯蓋爾曾孫大衛·特尼爾斯三世（David Teniers Ⅲ）的死亡證明中，這棟宅邸被認定是其居所。在一七七一年和一八二○年先後兩次的銷售文件中，勃魯蓋爾家族故居還包含了隔壁的一三四號，足見歷經四代的畫家家族在鼎盛時期的優越生活狀態。如今，隔壁的建築從外觀到裝飾顯然有人居住，而這棟勃魯蓋爾家族繼承四代的「發家之地」卻空無一人。不知未來何時，老宅能迎來全新的使命──向世人展示這個偉大畫家家族對於西方美術史的輝煌貢獻及其影響。

站在「勃氏」舊居前合影留念，心中唯有「物是人非」四個字。但現今，能做到「物是」就已極其難得了，這也是歐洲不可替代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