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千呼萬喚始出來。雖然去年中國出生人口因疫情期間延遲生育的釋放、龍年生育偏好等因素，出現了短暫的小幅反彈。但從結婚人數、長期生育意願等數據來看，今年的出生人口前景並不樂觀。
2024年中國人口佔世界17%，但新生兒卻僅佔世界7%，生育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若此趨勢延續，不出一兩代人，中國新生兒佔世界比例將降至3%以下。要維持出生人口的穩定，僅提升生育率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將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而目前中國的生育率大約在1.0左右，這意味着如果目前的趨勢不能改變，下一代人口的規模將比上一代減少超過一半。長遠來看，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將會以每年2.5%甚至更快的速度萎縮。
萬事開頭難，今次補貼政策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端。從過去的「罰款」到現在的「發錢」，是中國人口政策的巨大轉折，這本身就極具正面意義。雖然初期的力度可能低於筆者預期，但其意義不只在於降低育兒成本，更在於傳遞政府鼓勵生育的積極態度。育兒補貼最開始慢一點、補貼力度小一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呼籲地方政府加碼
育兒補貼發下去，如果出生人口還是繼續萎縮，可能讓人質疑補貼生育沒有效果。如果由此得出不應該繼續補貼，那將完全是錯誤的。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養育孩子的成本，無論是金錢、時間還是精力，都主要是由家庭承擔，但其產生的巨大價值——未來的勞動者、消費者、創新者和納稅人，更不用說文化、語言和群體基因的傳承——卻主要由國家和社會享有。這種付出與回報的錯位，需要通過足夠力度的社會補償來糾正。
如果要有效解決低生育率問題，按筆者估算，需要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可能需要將鼓勵生育的投入力度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至4%，大約每年需要4萬至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補貼甚至更多。
具體來說，補貼力度應該達到讓一個普通家庭養育兩到三個孩子所獲得的「養育金」，能夠與一份普通的社會工作收入相當。我們傾向於稱之為「養育金」，而非「育兒補貼」。這是因為「補貼」帶有輔助性質，而「養育金」則承認了養育孩子是一份有收入、有價值，並且非常高級的社會工作，因為這是在培養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為了提升支持效果，最好按孩次採用累進制，即額度隨孩次遞增，因為從回報的角度看，補貼多孩家庭的效率更高。由於目前的情況是很多人一孩都不生，甚至有些人都不結婚了，所以補貼一孩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可能還要進一步前置，如對結婚者發放一次性現金獎勵加上貸款，生育一定數量孩子則可以免除還貸。
更重要的是，不應該設置三孩的上限。雖然生育限制政策早已經取消了，但「三孩政策」的提法本身就在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似乎生更多孩子是不被鼓勵的。
實際上，在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已排在倒數第二位，在這種情況下鼓勵政策止步於三孩是非常不合理的。
鼓勵家庭生育四孩、五孩乃至更多孩子，對整個社會是非常有益的。這不僅是因為更多孩子會提升生育率，還因為家庭養育的邊際成本會隨孩子數量遞減，如年長的小孩幫帶年幼的小孩、衣物玩具等共享、養育經驗的積累和傳遞等。這些家庭的養育模式會拉低整個社會的平均養育成本，從而有效緩解當下因「獨生子女精養模式」造成的教育內卷和育兒焦慮。
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對穩定出生人口起到了一些作用。以湖北天門為例，疊加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補貼、購房獎補等各類補貼，天門對每個二孩發放9.63萬元，三孩發放16.51萬元，當地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達17%，2025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則同比增長5.6%。
2024年湖北天門的增幅比全國的6%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當於生育率提升0.1，效果和我們模型估算的GDP的1%投入對應約0.1的總和生育率的提升基本脗合。但天門這個力度離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依然還非常遙遠。也就是說，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補貼需要不斷加碼，一直到達到社會機制乃至觀念全面逆轉才可持續。
全國性政策落地後，地方育兒補貼作為補充和加碼是非常必要的。你同樣花10萬塊錢補貼生育，可能對江西、河南這些地方的提振效果會比北京、上海更好，因為相對一線城市其成本、收入也更低。
提高女性生育意願
無論如何，鼓勵生育的主體必須是國家。首先，只有在國家層面，投入與收益才能閉環。地方政府投入資源養育的孩子，長大後可能到其他城市工作，本地無法獲得長期的稅收和人力資源的回報。其次，鼓勵生育是長達二、三十年的長期投資，而地方政府的任期有限，缺乏進行這種跨期投資的強烈動機。因為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至少二十年。再次，地方財政普遍承壓，工具有限，而中央層面可以動用發行長期國債甚至信用擴張等更多元的金融工具。這筆錢不應被視為財政「成本」，而應看作是對未來經濟增長最核心要素——人的投資。
地方政府則可以在國家基礎性補貼之上，結合自身情況，通過稅收減免、購房優惠，如減免多孩家庭新增人口對應的土地出讓金等方式進一步加碼。
除了直接發放育兒補貼，各種系統性的配套政策也至關重要，這包括但不限於：
其一，教育減負——核心是要為家長減負，而不是只給孩子減負。現在很多所謂的「減負」把學校的責任轉嫁給了家長，加劇了育兒焦慮。可以借鑒以色列等國的經驗，探索更合理的教學安排，讓家長有喘息的時間。同時，可以考慮取消中考分流，將義務教育延伸至高中，並適當縮短學制年限。
其二，改革收養制度——中國現行的收養法門檻過高，應適度放寬，為棄嬰和希望領養的家庭提供更好的匹配，這也是對生命的尊重。
其三，完善託育服務——解決好3歲前的託育難題，能極大減輕養育家庭的心理和現實負擔。最近政府已經把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納入政策目標，如果這個政策能夠進一步擴展到3歲前的託兒服務，那對生育率的提升會事半功倍。
現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職場競爭力大幅提升，但社會對她們「相夫教子」的傳統角色期待並未改變，這導致她們面臨着事業和家庭的雙重重壓，極不公平。中國女性的地位其實並不差，當然也不是算很高，但是中國真正地位低的其實是母親，因為生孩子的價值在當下中國並未得到充分的認可。
因此，女性生育意願下降得比男性更快。對此，政策層面首先應將「養育金」直接發放到母親賬戶中，承認並補償她們的養育付出。更深層次的，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推動觀念變革，鼓勵男性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數據顯示，丈夫更多參與家務的家庭，生育率也相對更高。
長遠來看，筆者對中國生育率恢復到世代更替水平充滿信心，因為生育率問題一定是可以解決的，它無非就是社會激勵機制的轉變是否完全到位，不存在說好像隨着社會發展生育率就必然下降的問題。這也不僅僅是一個補貼問題，它背後牽涉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人工智能和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定義人的價值？
隨着人工智能取代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傳統的「勞動換取收入」的分配模式正面臨崩潰。很多人擔心勞動力減少，但這恰恰是搞反了邏輯。生育率下降導致未來市場預期萎縮，就業機會的減少速度甚至會快於勞動力減少的速度，這才是「內卷」的根源。
未來的社會，人的價值不應再僅僅體現為「勞動力」，而更多地體現在作為消費者、文化傳承者、情感連接者的價值上，人活着本身就是價值。技術進步的收益，理應通過新的分配機制，如我們之前提出的「起點收入」概念惠及每一個人。「養育金」正是這種新分配理念的起點，它承認養育後代是對社會未來的最高級別的投資。當我們從這個底層邏輯出發，真正認識到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時，生育率問題終將迎刃而解。
（作者為育媧人口智庫執行長）
